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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御史地位演变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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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1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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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史大夫唐临奏曰：“臣窃以律有八议……所以议亲，刑不上大夫。所以议贵，明知重其亲贵……今议官必于常法之外，议令入重，正与尧舜相反，不可为万代法。臣既处法官，不敢以闻。诏遂配流岭南。[3] (卷三九，《议刑轻重》)
既然如此，为什么后期的唐人要蔑称其为“法吏”？其中至少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有关系。其一是白居易上面所言“朝廷轻法学，贱法吏”的社会现状，一个“贱”字，应该是对当时御史所处地位的最好概括。其二，虽然一方面，德宗朝在御史的人选上，尽量采用擅长辞学文章知名人士，但是另一方面，白居易所言“故应其科与补其吏者，率非君子也，其多小人也”也应该是宪宗即位之初的真实写照①。这些素质低下的“小人”，是影响御史台形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最直接可以说明御史素质变化的是，后期贬御史出台的事件屡有发生。例如：
(文宗开成)四年(839)，(元裕)改御史中丞，风望峻整。上言曰：“御史府纪纲之地，官属选用，宜得实才。其不称者，臣请出之。”监察御史杜宣猷、柳瑰、崔郢，侍御史魏中庸、高弘简，并以不称，出为府县之职。[2] (卷一七一，《高元裕传》)
再如：
李景让、夏侯孜立朝有风采。景让为御史大夫(宣宗朝)②，视事之日，以侍御史孙玉汝、监察御史卢柏、王觌不称职，请移它官。[7] (卷三，《方正》)
上述同类事件在唐前期是很难看到的，而高元裕一次罢免五名御史的事情更属空前。伴随着御史素质的下降，又引发了后期御史台官员不足的问题。如史书记载：
王蒙者，与赵门下憬，布衣之旧，常知其吏才。及公入相，蒙自前吉州新淦令来谒。公见喜极，给恤甚厚，将擢为御史。时宪僚数至少，德宗甚难于除授。数日，宰臣对，赵公乘间奏曰：“御史府阙人太多，就中监察尤为要者，臣欲选择三数人。”德宗曰：“非不欲补其阙员，此官须得孤直茂实充选，料卿只应取轻薄后生、朝中子弟耳，此不如不置。”赵公曰：“臣之愚见，正如圣虑，欲于录事参军、县令中求之”。上大喜曰：“如此即朕之意，卿有人未？”公因荐二人，其一即蒙也。[17] (卷六，《羽部》)
可见，因为缺乏合适的人选，原本是唐代官人进入清官系列的重要门户之一御史台发生了人员短缺的问题。不仅如此，当时的御史台长官也出现了频繁更换的动向。史书记载德宗“建中元年(780)贬御史中丞元令柔；二年，贬御史中丞袁高；三年，贬御史中丞严郢；四年，贬御史中丞杨顼”[15] (卷中)。通过这些历史事实可以看出德宗对于御史台人选无论是御史还是长官都是非常在意的。为了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德宗把挑选御史的目光投向了中央的郎官。
须要指出的是，御史台缺员的现象并非德宗朝所特有，在宪宗元和末期白居易起草的“崔琯可职方郎中、侍御史知杂制”中，也可以看到这个问题的存在：
敕：近岁已来，副相多缺，朝纲国纪，专委中宪。而侍御史一人，得总台事，以左右之。[8] (卷四九，《中书制诰二》)
这种由侍御史一人主持御史台工作的局面在唐代实属罕见。而同样的问题，在其他部门也可看到。如史书所载：
贞元初，中书舍人五员皆缺，在省唯高参一人。未几，亦以病免。唯库部郎中张濛独知制诰。宰相张延赏、李泌，累以才可者上闻，皆不许。其月，濛以姊丧给假。或须草诏，宰相命他官为之，中书省案牍，不行者十余日。四年二月，以翰林学士职方郎中灵通微、礼部郎中顾少连、起居舍人吴通玄、左拾遗韦执谊，并知制诰。故事，舍人六员。通微等与库部郎中张濛凡五人，以他官知制诰，而六员舍人皆缺焉。十八年八月，中书舍人权德舆，独直禁垣，数旬一归家。尝上疏请除两省官，诏报曰：“非不知卿劳苦，以卿文雅，尚未得如卿等比者，所以久难其人”。德舆居西掖八年，其间独掌者数岁。及以本官知礼部贡举，事毕仍掌命书。[3] (卷五五，《省号下》“中书舍人”)
如上所示，德宗时期，原来制度规定职掌制诰的中书舍人六人竟能缺员五人，张濛与权德舆皆先后数年独自一人知制诰。造成这种严重缺员的局面，固然与德宗所说“孤直茂实”者少有关，但是当我们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孤直茂实”者会突然减少的时候，唐后期士人秉公观念的转变则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
关于唐后期官僚士大夫的秉公观念，白居易曾经有过如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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