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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里制与基层社会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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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2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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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五大夫以下，比地为伍，以辨□为信。居处相察，出入相司。有为盗贼及亡者，辄谒吏、典。
隶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家室居民里中者，以亡论之[2]（第175页）。
五大夫是二十等爵位的第九级，属于高爵，五大夫以下属于低爵。五大夫以下和没有爵位的人一样都要按照五家为伍的制度编制起来，每户人家都以券书为凭证，以防止冒充。彼此之间，互相监督，互相检举，发现有偷盗、逃亡等行为和可疑现象，立即向里典和相关官吏报告。从逻辑上分析，五大夫以上的人群，是不“比地为伍”的，也就不存在“以辨□为信。居处相察，出入相司，有为盗贼及亡者，辄谒吏、典”的问题。隶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都是罪犯，其家庭不能和平民以及有爵位的人居住在一起，否则“以亡论之”，就是以逃亡论处。为什么以逃亡罪论处？就是因为这些罪犯家属有专门的居住区，和平民、有爵位的人分开居住，他们离开专门居住区、住到普通人的居住区，就等于逃亡。这至少说明，当时居民按照身份分为三个居住区：一是五大夫以上的高爵人群，二是五大夫下低爵人群和庶人，三是隶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等特殊人群。
若就《二年律令》所示，居住区的划分不止上述三类。《户律》曾规定了社会各阶层的授田、宅的数量等级，其二十级的最高级别列侯是一百零五顷田和一百零五区住宅，最低级别公士是一顷半土地和一区半住宅。此外有授田资格的还有公卒、士伍、庶人、司寇、隐官五个阶层，其中公卒、士伍、庶人都是田一顷、宅一区，司寇和隐官则是田五十亩、宅半区。司寇是两岁刑，按照传统解释其所服劳役是在边境候望敌情，“司寇”也就是“伺寇”。隐官是刑满释放人员，因为受肉刑肢体伤残，异于常人而居住在常人看不到的地方役事于官府。根据律文，司寇不一定在边境伺敌，否则，人在边境服劳役，其所受之田如何耕种？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司寇是有人身自由的刑徒，所以授予庶人一半的田宅；隐官因为肢体残疾、要在官府中从事手工业生产而不和常人住在一起而得名，也授予一半田宅。既然隐官之得名在于其居住地隐蔽，则另有居住区无疑；同理，司寇也应有其专门的居住区。
为什么要按照身份划分不同的居住区？这除了传统的等级观念尊卑有别、不同地位者特权不同之外，还有着现实实践的必要。因为在授田制之下，住宅大小和身份成正比，有爵位的大于无爵位的，高爵大于低爵。《户律》对此有着详细规定：
宅之大，方三十步。彻候受百五宅，关内候九十五宅，大庶长九十宅，驷车庶长八十八宅，大上造八十六宅，少上造八十四宅，右更八十二宅，中更八十宅，左更七十八宅，右庶长七十六宅，左庶长七十四，五大夫二十五宅，公乘二十宅，公大夫九宅，官大夫七宅，大夫五宅，不更四宅，簪鸟三宅，上造一宅半宅，公卒、士伍、庶人一宅，司寇、隐官半宅[2](第176页)。
现在可以明白五大夫以上不比地为伍在操作层面的原因了。方三十步为一宅，第十级爵即左庶长有宅七十四区，占地广大，若比地为伍，使之“居处相察，出入相司”在实践上是不可能的。若同伍之人爵位较低或者没有爵位，因为地位悬殊谈不上对这些高爵者的“相察”和“相司”；若同伍者爵位相当，则因住宅广大、彼此距离太远，也谈不上“相察”、“相司”。比较而言，五大夫以下的低爵和无爵者就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了。
居民分区居住，本是春秋战国传统，不过，那是按照职业区分的。《国语·齐语》记管仲对齐桓公说：“昔圣王之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士农工商四民分居。不过，要指出的是，这儿的士农工商都是指城中居民，他们都住在城中，在春秋时代，是不存在后世的城乡分野的。所谓使士“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云云，都是为了便于士农工商四民各司其业的方便。士之“就闲燕”是指使士居住在清净优越的地方以讲求孝、敬、尊卑以维护宗族贵族统治秩序；工“就官府”是工商食官使然，在官府手工业作坊中生产，自然要“就官府”；商以贸易，故“就市井”；而农夫的任务是耕种，所以“就田野”，但这儿的“就田野”决不意味着农夫住在城外。《管子·大匡》云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之下，分配住宅的原则是“凡仕者近宫，不仕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这儿的“不仕与耕者近门”之“门”是指都城城门。为处理公务方便而“仕者近宫”；“工贾近市”则是交易需要；而农田在城外，农夫和那些没有作官的人为了出城耕作的方便而住在城门里侧。当然，这里所引《管子》的话并不是制度规定，也不是管仲时代的真实记录，而是战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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