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里制的设置及其功能，都是以秦和西汉前期的资料为依据的，说明的是秦和西汉前期状况。而秦汉历时四百余年，社会变迁巨大，里制——这个作为国家控制平民最基层的行政组织无论在功能还是在组织形式上都会发生相应的改变。探讨这一变迁的过程和原因，才是把握秦汉社会结构变迁的关键。当然，因为资料的缺略，研究这个变迁的过程和原因是十分困难的，这也是前贤时哲一直是静态地叙述而没有动态分析秦汉里制变迁的客观原因。但是，如果我们主观上意识到历史发展因时而异，时时用“变”的眼光看待历史存在，就以现有资料而论，起码我们可以在如下三个方面对秦汉里制的变迁获得新的认识：一是里民的身份问题，二是城市之里和乡村之里的关系问题，三是邻里关系问题。
    现在先谈第一点。上已指出，商鞅变法，严格什伍乡里制度，“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单从“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这句话，是看不出里民之间的身份区别的。然而，若结合“名尊卑爵制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5](卷六十八《商君列传》) 来分析，就不难明白，商鞅的“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是包含着按照身份高低尊卑的内容在内的，所谓同伍之民都是身份相同或者相近之民，尊卑不同是不能同伍的，在空间上也要分区居住，不能混淆。陈胜、吴广等人居住于“闾左”就是因为“闾左”之民和闾右之民身份不同。上举秦简和汉简律文关于按照身份高低、五家为伍、分区居住的规定正是其法律体现。但是，当历史的车轮进入西汉以后，这种按照身份高低、分别为伍、分区居住的制度就逻辑地处于瓦解之中。
    上已指出，秦朝和西汉前期是一个严格按照二十级军功爵划分尊卑的等级社会，里民的住宅规划也是按照爵位高低排列，不同等第的人是不能居住在一起的。但是，军功之家的爵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仅仅爵位因功劳变动而有升降，也不仅仅是军功爵者因违法犯罪而被免爵，更主要的是因为爵位在继承转移过程中的变化所导致的身份改变。按照《二年律令》所表明的继承制度，爵位是降级不均等继承制，即在军功爵者有多个子男的情况下，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原则，确定一人为“后子”即法定继承人降级继承其父亲爵位，其余诸子成年以后还在继承期期间即由官府授予爵位，所授予的爵位级别低于“后子”所应继承的爵级；“后子”的这些兄弟们在获得政府授予的爵位以后，就不能再对其父亲的爵位提出继承要求。这样经过数代传承，这些大大小小的军功地主的身份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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