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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回鹘文化对西夏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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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2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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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将西夏势力逐出了河西。但是，西夏的既定方针未变，从未放弃对河西的觊觎，韬光养晦，志在必得。经过10余年的养精蓄锐，终于在1028年寻得机会，以突袭战术一举攻克了甘州，回鹘“夜落隔归顺王仓促出奔，元昊置兵戍其地而还”。[3]借其余威，西夏又乘胜从回鹘手中拿下了凉州，并以之作为经营河西的大本营。由于此时盘踞湟水的吐蕃势力还相当强大，为确保甘、凉的安全，西夏未敢乘胜西征而是集中兵力南下攻打吐蕃。1035年，后方已基本稳固的西夏始放开手脚，挥军西向，直取归义军统治下的肃（今甘肃省酒泉市）、瓜（今甘肃省安西县）、沙（今甘肃省敦煌市）三州。史载：
[景祐三年（1036）十二月辛未，元昊]再举兵攻回纥，陷瓜、沙、肃三州，尽有河西旧地。[4]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抵抗西夏军队的不是归义军势力而是回鹘，说明当时统治肃、瓜、沙的归义军势力已相当衰弱，回鹘势力却很强大，以致成为归义军政权抵抗西夏的中流砥柱。
西夏击败回鹘，占领肃、瓜、沙三州，并不意味着回鹘势力的消亡。相反，回鹘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还很强大，并有力量向西夏发起进攻。南宋李焘记载说：
[庆历元年（1041）四月甲申]徙秦凤路部署、知秦州、定国[军]留后曹琮为陕西路副都部署，兼经略安抚缘边招讨副使……曹欲诱吐蕃犄角图贼（即西夏——引者），得西州旧贾，使谕意。而沙州镇国王子遣使奉书曰：“我本唐甥，天子实吾舅也。自党项破甘凉，遂与汉隔。今愿率首领为朝廷击贼。”上善琮策，故使副[陈]执中寻加步军副都指挥使。（原注：琮本传载此三事皆不得其时，今附见，更须考之。除步军副帅乃五月己巳，今附见）。[5]
这一记载说明，当时沙州回鹘的势力是不小的，他们在“镇国王子”的率领下与西夏展开斗争，并得到了宋秦州知州曹琮的支持。既然有王子，就应有可汗。其实，在沙州回鹘朝贡宋朝的记录中就二度出现有可汗称号，即庆历元年（1041）十月和翌年二月的遣使人“沙州北亭可汗”。综合多种因素，我们认为，自1036年至11世纪60年代末，瓜、沙地区地区的实际统治者是沙州回鹘王国而非西夏政权。[6]
甘州回鹘和沙州回鹘政权相继灭亡后，河西完全成了西夏政权的一统天下。其遗民除部分外逃外，大多都沦为西夏的属民，回鹘—西夏的文化交流也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故黑水城出土西夏汉文写本《杂字》（编号为Дх. 2825）“番姓名”中，我们就可看到“回纥”一名。[7]这两个字相应的西夏文对音可译作“嵬恶”，在西夏文字典《文海》中，“嵬”“恶”均被释作：“族姓回鹘之谓。”[8]二文献对回鹘的定性明显有别，循名而责其实，该词抑或说明在西夏人眼中，回鹘既是族名，又是族姓？未可知也。无论如何，这一记载证明了西夏境内回鹘人的存在，且有相当的数量。在西夏文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有这样的规定：
任职人番、汉、西番、回鹘等共职时，位高低名事不同者，当依各自所定高低而坐。此外，名事同，位相当者，不论观高低，当以番人为大……又番、汉、降汉、西番、回鹘共职者，官高低依番汉共职法行事。[9]
这一记载表明，在西夏国境内有回鹘人，而且人数还不少，似乎仅次于番（西夏）、汉、西番（吐蕃），居第四位。
回鹘的农产品也传到西夏国中，前引《杂字》“果子部”中出现的“回纥瓜”[10]即是典型的例子。此瓜应为前引胡峤《陷北记》中所提到的契丹所产“西瓜”，亦即来自今新疆吐鲁番等地的哈密瓜。有一种意见认为这种瓜有可能不是直接来自回纥、契丹或中亚，而是从敦煌继承下来的。[11]可备一说。
西夏虽未征服高昌回鹘，但从吐鲁番等地出土的回鹘文文献看，宋元时代新疆地区也有一定数量的西夏人入居。如俄国探险家科洛特克夫（N. N. Krotkov）于乌鲁木齐获得的一份回鹘文土地买卖契约文书（编号为3Kr.39）即称，买主巴萨·托赫利尔（Basa Toγrïl）所买土地的四至，“西边是tangut的土地”。[12]显然，tangut是一位土地所有者的名字。1953年，西北文物考察队在吐鲁番获回鹘文买卖奴隶字据，末尾有证人名tangut buqa。[13]窃以为，这里的tangut也应为人名的一部分。Tangut者，即汉语所谓之唐古、唐兀，又译唐古特、唐忽特等，有时指党项人，有时又特指西夏国。
而在有些文献中，tangut 充当的是地名。如芬兰探险家马汉达（G. G. Mannerheim）搜集的一件家庭矛盾调解协议书称：“以前tüšiki在tangut、qïd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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