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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回鹘文化对西夏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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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2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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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境内也得到了广泛的使用，而且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与保护。西夏的国书为西夏文，系1036年野利仁荣遵元昊之命借鉴汉字而创建。其后，得到元昊不遗余力的推广。史载：
元昊既制蕃书，尊为国字，凡国中艺文告牒，尽易蕃书。于是立蕃学、汉学二院……汉习正、草；蕃兼篆、隶。其秩与唐宋翰林等。汉学掌中国往来表奏，中书汉字，旁以蕃书并列；蕃学掌西番、回鹘、张掖、交河一切文字，并用新制国字，仍以各国蕃字副之。以国字在诸字之右，故蕃学院特重。[36]
这一记载说明，西夏国中除使用西夏文、汉文外，还使用“西番、回鹘、张掖、交河一切文字”。西番即吐蕃文；而回鹘、张掖、交河所用文字，则应为回鹘文及其它行用于回鹘境内的文字，如摩尼文、福音体文等。1988年，敦煌研究院考古人员在对榆林窟第3窟中之后人补塑罗汉像实施临时性搬迁时，发现在彩塑底座后面有西夏时代绘制的经变画，书以回鹘文榜题。无疑，二者同为西夏人营造该窟时所为，有力地证明了回鹘文在西夏中的流行。此外，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遗址发现的回鹘语福音体文字残卷，则证明了回鹘福音体文字在西夏的行用。
更有意思的是，西夏文专家在整理黑城出土西夏文文献时，经常会遇到一些“不认识的字”。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摹写了其中的几个，[37]其实，被他释作“壹”之简化字和蒙古文的那些字，显然都是回鹘文，另外的字则是吐蕃文。尤有进者，在敦煌出土的西夏文遗书中，经常可以看到用回鹘文字母作的注音。如日本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图书馆收藏有一批张大千于敦煌搜集的西夏文佛经残卷，其中有数件西夏文佛经之行间即可见这种情况，既有写本也有刻本。在敦煌研究院收藏的敦煌出土文献中，有一些是1949年前由敦煌当地文人任子宜收集的，既有写卷，也有刻本，其中的西夏文佛经上不仅在行间有回鹘文注音，而且还有用回鹘文书写的榜题或题记。更进一步证明了西夏用国字——西夏文时“仍以各国蕃字副之”的记载。
回鹘佛教艺术对西夏美术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从河西走廊诸石窟，如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东千佛洞、酒泉文殊山石窟中现存的西夏壁画看，西夏人开凿的洞窟基本上是一洞一种底色，多绘以石青、石绿，绘画基调呈冷色，但有时又以大红为底色，基调明显呈暖色；图案规矩而少变化，给人以千篇一律的感觉，这些都可以说是受回鹘壁画艺术风格的影响所致。回鹘人在绘制佛像时喜欢采用的编织纹、火焰纹、古钱纹及双重八瓣莲花纹、波状三瓣花卷草纹等，在西夏晚期的洞窟中都不时可以看到。西夏绘画之花纹边饰特别丰富，制作考究，既有荷花、牡丹、石榴、团球及忍冬等植物纹，也有龟背纹、连环纹、古钱纹、万字纹等形式不一的规矩纹，还有团龙、翔凤、卷云等有活动感的祥瑞纹，更有风格独特的波状卷草式云纹。这些纹饰简单朴素，色泽鲜艳，以大红大绿者居多。从纹样结构、编排方法到敷色、勾线、填绘等手法的运用，我们在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吐峪沟石窟的壁画以及木头沟、吉木萨尔回鹘佛寺遗址等地出土的佛教艺术品中都可以看到。[38]考虑到二者风格的接近、回鹘、西夏文化联系的密切，我们不难推想，西夏画风当受到回鹘佛教艺术的强烈影响。
在世俗文化方面，回鹘的服饰与装束也传到了西夏。元人马祖常《河西歌》曰：“贺兰山下河西地，女郎十八梳高髻。”高髻为回鹘妇女的发式。《新五代史·回鹘传》载：
[甘州回鹘]可汗常居楼。妻号天公主，其国相号媚禄都督。见可汗，则去帽被发而入以为礼。妇人总发为髻，高五六寸，以红绢裹之；既嫁，则加毡帽。[39]
1977年，甘肃武威西郊林场西夏墓葬出土了29幅彩绘木版画，在编号为4的五侍女中有4人即梳高髻，颇类回鹘发式。[40]西夏妇女梳高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回鹘习俗的影响。
[1]《宋史》卷490《回鹘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4115页。
[2]《辽史》卷14《圣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4页。
[3] [清]吴广成著，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11，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26页。
[4]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9，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813页。
[5]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1，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115页。
[6] 详细论证可参见杨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2～18页及附录李正宇《悄然湮没的王国——沙州回鹘国》。
[7] 史金波《西夏汉文本〈杂字〉初探》，《中国民族史研究》（二），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79页。
[8] 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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