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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回鹘文化对西夏的影响

时间:2009-7-24 13:48:28  来源:不详
三国曹魏时被称为“中国出家人中真正沙门的第一人”的朱士行。[31]由于当时受戒体例尚未完备,故朱士行没有法号,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特例。东晋道安为增进佛僧的认同意识,首倡以“释”为姓,得到响应,“遂为永式”。[32]惟来自外国或西域者可有所变通。中原人士为甄别外来僧侣,常以国籍命姓,冠于法号前,如来自印度五天竺者,法号前常冠以“竺”,如竺法兰、竺佛念、竺法雅、竺法乘、竺法义、竺佛调等;来自西域安国者,常以“安”为姓,如安玄、安世高等;来自西域康国者则以“康”为姓,如康僧会、康僧渊、康僧铠、康法朗等;来自印度贵霜国者,则以支或竺命姓,前者表示其为月氏(又作月支)人,后者表示来自天竺。[33]有的仅用支字,如支娄迦谶、支昙籥、支谦等,有的支、竺共用,如支法护又称竺法护,支佛图澄又称竺佛图澄;而来自龟兹者,则常以其王家姓氏白/帛为姓,如帛尸黎蜜多罗、白延(或帛延)、帛法矩等。
其中,龟兹白/帛姓尤当注意。自汉至唐700年间,白姓一直是龟兹的大姓。白者,有的史书又写作帛,如《高僧传》及《晋书》之《鸠摩罗什传》中提到的龟兹王白纯,在《晋书·吕光载记》中又被写作帛纯即为明证。据考,白、帛者,均为梵语puspa的音译,意为“云华”。[34]
还有一点不可忽略,汉人在称呼外僧时,既有以姓氏与法号并称者,也有只呼法号者,如竺/支法护,常略称法护;竺/支佛图澄呢,则更是以法号行,称姓者反而稀见,这又为白智光何以又被略作智光的问题提供了最佳脚注。
这些说明,白法信和白智光都是来自龟兹的高僧。
龟兹地处塔里木盆地的北缘,控中西交通的咽喉,由印度传来的佛教,早在3世纪时即已在此地生根开花。4世纪时龟兹名僧鸠摩罗什住王新寺宣扬大乘教义,龟兹佛教臻至极盛。《晋书·四夷传》称:龟兹“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僧人也很多,《出三藏记集·鸠摩罗什传》谓“龟兹僧一万余人”。可窥佛教兴盛之一斑。9世纪中叶,回鹘西迁,龟兹入于回鹘,成为高昌回鹘境内之大都会之一。但《宋史》在《高昌传》之外另列《龟兹传》,称:“龟兹本回鹘别种……或称西州回鹘,或称西州龟兹,又称龟兹回鹘。”[35]西州回鹘即高昌回鹘,龟兹受其辖,但何以出现如此混乱的称呼,抑或龟兹具有半独立地位所致也?无从考见。
从汉文史书的记载知,龟兹佛教在高昌回鹘统治时期持续发展,并与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龟兹地区诸石窟(如库木吐喇石窟、克孜尔石窟、克孜尔尕哈石窟)和其它佛教遗址中留存的为数众多的回鹘壁画、回鹘佛教遗物和回鹘文题记等,也都向我们昭示着那个时代龟兹回鹘佛教的繁荣。
当然,这里所谓的回鹘,并不一定非指由漠北迁出的回鹘人及其后裔不可。其实,作为游牧民族,漠北回鹘的人口并不是很多的。就目前蒙古高原的人口状况论,唐代回鹘的人口最多不会超过100万。经过自然灾害的冲击和兵燹的摧残,人口下降在所难免,随后又因南下、西迁而离散。所以,当时由漠北迁入新疆的实际人口最多不会超过30万。在偌大的高昌回鹘王国,其居民大部分应是被征服的当地各族。如昔日繁盛的龟兹国消失后,其居民都哪里去了?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被回鹘同化了,《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中出现的被称作“西州龟兹回纥白万进”的朝贡使者,就是见诸史册的最为明显的例证。其中,西州即高昌回鹘国;龟兹为地名;回纥为族称;白万进自应为回鹘化的龟兹人。由此我们可以推定,11世纪的龟兹僧侣白法信和白智光非回鹘莫属。由是,我认为,元昊时期在高台寺主持译经的回鹘僧,其实就是白法信;而谅祚时期在承天寺讲法的回鹘僧,最有可能就是白智光,同时也不排除是白法信的可能,因为我们无法确知白法信去世的年代。
如前文所言,由元昊发起的《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与结集,至1090年时已基本完成,此后,尽管陆续还有所翻译,但已是强弩之末。以后西夏僧侣对《大藏经》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整理、校勘、抄写、刻印等方面。因为《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时间很紧迫,前后仅耗时53年,加上缺乏可供借鉴的经验,故差错较多,后世不能不反复地予以校勘、纠正。从出土文献看,西夏晚期校勘《密咒圆因往生集》时,也有“西域之高僧”参加。结合当时西域的宗教状况,窃以为这些高僧也非回鹘人莫属。
总之,回鹘僧侣对《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与形成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在我国现存的汉、藏、满、蒙、傣和西夏六种文字《大藏经》中,《汉文大藏经》形成的时代最早,完成于983年,《西夏文大藏经》次之,完成于1090年,而其它几种文字大藏经的形成都是14世纪以后之事,都比《西夏文大藏经》要晚出两个多世纪以上,可见《西夏文大藏经》在中国佛教史上地位重要,也由此可见回鹘高僧对西夏文化的贡献之大。
三 回鹘文字、艺术、风习对西夏的影响
与之相应,回鹘文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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