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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回鹘文化对西夏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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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2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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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传播过程中常常可起到媒介与津梁作用。自唐以来，因受中原文化的强大影响，回鹘文化取得长足发展，佛教昌盛，译经众多（尽管未形成《回鹘文大藏经》），并得其要旨，加上回鹘文化比起汉文化更容易为北方游牧民族所接受，故其高僧受到西夏、契丹乃至以后蒙古统治者的推崇。
这些回鹘僧人一方面为西夏王室讲经说法，一方面致力于《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从西夏统治者皇太后偕皇帝常临寺听回鹘僧人讲经一事看，当时的回鹘高僧在西夏佛教界所拥有的地位当是至高无上的。从西夏文文献看，大凡有皇帝莅临的法事活动，其主持者一般都拥有帝师或国师头衔，而元昊、谅祚时期西夏只有国师而无帝师（帝师在西夏的出现当在夏末仁宗时期）[24]之设，以理度之，这些回鹘僧的首领应具有国师之位。通过对西夏佛教文献的进一步检阅，这些国师的身份乃得更为明了。
首先是北京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印本。文献末尾附有撰写于元皇庆元年（1312）的发愿文，首先叙述了佛教在中原地区的初兴与盛行，经典的翻译与流传，以及“三武灭法”对佛教的迫害等一系列史实，继之讲述了佛教在西夏的流布，以及佛经的翻译情况。载曰：
夏国风帝起兴礼式德。戊寅年中，国师白法信及后禀德岁臣智光等，先后三十二人为头，令依蕃译。民安元年，五十三岁，国中先后大小三乘半满教及传中不有者，作成三百六十二帙，八百十二部，三千五百七十九卷。[25]
其中的“风帝”即西夏王元昊；[26]戊寅年为1038年（即元昊天授礼法延祚元年），说明元昊在称帝之初便开始了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其时比1047年高台寺的建成尚早9年。从是年至夏崇宗乾顺天祐民安元年（1090），历时53年，终于用西夏文译完了从《开宝藏》中拣选出来的经典820部，3579卷，分装入362帙中。[27]主持翻译工作的是以国师白法信及其后继者智光等32人为首的一大批人。白法信以国师身份从一开始便参与了译经工作。在他去世后，智光继承了他的国师位及未竟事业。
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另一件西夏文《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印本中，卷首附有一幅木刻版译经图。图中央绘高僧像一身，为主译人，在整幅画卷中图像最大，头部长方形榜题框内有西夏文题名“都译勾管作者安全国师白智光”。两侧绘助译僧侣十六人，后排绘听法俗人八身。在译经图的下部，又绘比较高大的男女画像各一身，分别用西夏文题“母梁氏皇太后”和“子明盛皇帝”。[28]
同一位被称为“安全国师”的白智光，其名又可见于国家图书馆所藏西夏文文献《金光明最胜王经》之序言中：
次始奉白上大夏国明盛皇帝（即惠宗秉常）、母梁氏皇太后敕，渡解三藏安全国师沙门白智光，译汉为番。文华明，天上星月闪闪；义妙澄，海中宝光耀耀。[29]
这里出现了“智光”和“白智光”两个名字。考虑到二者的身份均为国师，且都在西夏之佛经翻译事业中充当重要角色，活动时代也主要在1037至1090年间，可见二者实为同一人。如序言所称，他翻译的经典文字优美，表达准确，如“星月闪闪”，光华耀眼，故而在西夏文佛经翻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那么，上述西夏文文献中出现的白法信、白智光两位国师会不会就是上文所述的回鹘高僧呢？窃以为这种可能性是大大存在的。从他们所处的时代、从事的法事活动，尤其是白智光与回鹘僧讲经说法时都有皇太后与皇帝亲聆教诲的场景，使人不由地会作出如此联想。现在的问题是，我们需要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这两位国师的回鹘人身份。
对白法信、白智光民族成分的确认，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史金波先生在80年代初译释上述文献时未论及族属问题，经过数年的深思熟虑后，他又进一步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白法信、白智光二位著名的译经大师可能是西夏回鹘僧人的代表人物。”[30]此说对西夏、回鹘佛教关系的研究来说无疑是振聋发聩的，故影从者众。只是有人在引用时径直省去了“可能”二字，显得有失谨严。史先生的睿见值得敬服，惟其未对己说进行深入系统的论证，仅停留在假说层面上，使人略感美中不足。下文拟就这一问题略述管见。狗尾续貂，请方家哂正。
从姓氏看，白法信和白智光肯定不是党项人。西夏国时期，党项人无以白为姓者。蒙元时代，西夏遗民散布各地，有许多人改行汉姓，但也未闻有以白为姓者。那么，他们会不会是汉人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展开汗牛充栋的中国佛教史册，我们何曾看到有哪一位汉族和尚是俗姓与法号共用？法号的取用本身就意味着与俗姓的决裂。如果说有例外，那就是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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