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古代回鹘文史诗《乌古斯可汗的传说》有关问题考辨 |
 |
时间：2009-7-24 13:48:46 来源：不详
|
|
|
jasa-（建造）
至于“d音化”词汇，却仅有adʁïr（公马）、adaq（脚）、ædgy（好）、bodun（民众）等为数极少的几个词语。可见，从8世纪的碑铭文献开始，“j方言”即“东部方言”（当然也包括其他方言）中便或多或少地保留有古老的“d音化”词汇。这一现象在明代编纂的《高昌馆杂字》（以下简称《杂字》）中亦有所反映，如现代维吾尔语中的ejïq（熊）一词，《词典》中分别收录了ajïʁ（MⅠ.114）和aðïʁ（MⅠ.86）两种形式，《杂字》中则写作adeq；byjyk（大）一词在《词典》中作bɛdyk（MⅠ.500），《杂字》亦同；ajaq（脚）一词在《词典》中分别作ajaq和aðaq（MⅠ.88，114），《杂字》中则写作adaq。
这种古音形式的残留现象，直到现代，仍见于突厥语族诸语言之中。如维吾尔语具有典型的“j音化”特点，但仍保留有quduq（井）等若干“d音化”词汇。可见，《传说》的这一语音现象并不能作为其产生于13～14世纪的论据。至于称该写本是15世纪左右在七河一带抄成，原写本是13～14世纪在新疆吐鲁番地区用回鹘文写成的观点，亦过于武断。不过，若说其形成于七河以东的广大地区，则当大致不谬。其中的“j音化”词汇，正体现了“东部方言”（j方言）的特点；而“ʤ音化”词汇，则体现了“北部方言”（ʤ方言）的特点。
（三）宾格助词-nï/-ni为古老形式。8世纪的碑铭文献中便已使用（曾见于《阙特勤碑》南面第10行、第12行及东面34行）。至于《词典》中的例证之多，几乎随处可见。例如：
jætti——赶上了，追上了。Ol mæni ʤætti（他赶上我了）。赶上其他一个人亦作此谓（jætær～jætmæk）。（MⅡ.460）
jætti——成长了，成熟了；牵了，领了，带领了，率领了，引导了，指导了。Ol at jætti（他牵马了）。引领盲人和其他人也作此谓（jætær～jætmæk）。
乌古斯人和克普恰克人将词首的j音发作ʤ音。例如：Ol mæni ʤætti（他赶上我了）。此词原本用j说成jætti。突厥人说suvda jundum（我在水里洗澡了），他们则说ʤundum。这一规则同样用于突厥人和突厥蛮人之间。（MⅡ.460～461）
（四）有许多元代蒙古语借词之说难以成立。至晚自秦汉时开始，操用蒙古语的部落与操用突厥语的部落间便一直存在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在匈奴、突厥、回纥（鹘）称雄北方的各个历史时期，诸部族、部落均为上述集团的属部。鞑靼（Tatar）本为操用蒙古语族语言的部落集团。8世纪的如尼文碑铭文献中便有“三十姓鞑靼”（Otuz Tatar）和“九姓鞑靼”（Toquz Tatar）之谓。鞑靼诸部至晚自6世纪初便已开始了突厥化进程，逐渐由兼用突厥语而发展为转用突厥语。其后裔的一部分，分别融进了塔塔尔、萨哈、土瓦等诸多的现代突厥语民族之中。正为此，塔塔尔（鞑靼）语兼有“j音化”、“ʤ音化”和“z音化”的混合特点，萨哈语兼有“d(t)音化”、“z音化”、“s(ð)音化”和“j音化”的混合特点，土瓦语兼有“d音化”、“t音化”、“j音化”、“ʤ音化”、“ʧ 音化”和“z音化”的混合特点。同时，这三种语言中亦保留有许多蒙古语的成分。《词典》对此亦有明确记载（MⅠ.40～46）。
在这样的情况下，词语互借现象乃极其正常之事。并没有任何材料可证明，ʤïda（矛）、myrɛn（河流）、tyʃmɛl（大臣）、ʧaq（时间）、nykɛr（同伴）、uran（战斗口号）、ʃirɛ（桌子）等词语一定是“元代蒙古语借词”。
（五）词汇与15世纪编纂的《高昌译语》很接近的说法靠不住。将《传说》中的词汇与《词典》的记载相比较，亦可得出同样甚至是更为接近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