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古代回鹘文史诗《乌古斯可汗的传说》有关问题考辨 |
 |
时间：2009-7-24 13:48:46 来源：不详
|
|
|
的结论。然而，如果将《传说》中的词汇与敦煌、吐鲁番出土的蒙元时期的回鹘文文献及回鹘文题记相比较，便会发现相互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自汉代以降，随着诸部落集团间势力的消长、居地的变更及不同集团的分化与组合，诸部落语言的交流、借用和发展变化始终就不曾中断过。只不过7世纪以后，因诸部落、部落集团居地的相对稳定和生产方式的改变以及受不同语言和文化的影响，加速了各语言的融合、发展和变化速度而已。
这里可以引为论据的是，据《词典》记载，突厥人[14]语言中首音为m的词,在乌古斯语、克普恰克语及苏婆语中均作b音。例如:mɛn→bɛn（我）；myn→byn（肉汤）；mykim/mykin→bykym（女式）（MⅠ.42，514）。在《多罗郭德碑》、土瓦第1碑、《乌裕克-塔尔拉格碑》及《暾欲谷碑》中出现的单数第一人称代词均为bɛn，在《磨延啜碑》中同时存在bɛn与mɛn两种形式，而在《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及《翁金碑》中却均使用的是mɛn。
值得注意的是，《阙特勤碑》中既使用了øgyz（河）、bɛŋgy（永远）、bini-（骑）等若干具有典型乌古斯-克普恰克语特点的词汇，也出现了mɛn（我）、mɛniŋ（我的）等其他突厥语方言词汇形式（乌古斯-克普恰克语作bɛn和bɛniŋ），还保留有Qaʁan（可汗）以及-sɛr（单数第三人称条件式）之类的古老形式。
这一现象表明，8世纪前后突厥语碑铭文献的语言便呈现出鲜明的方言特点，且存在着融合现象。据笔者研究，前突厥汗国和回鹘汗国的核心（领导）部落属于乌古斯部族，而后突厥汗国的核心（领导）部落，则属于克普恰克部落[15]。《多罗郭德碑》为前突厥汗国的碑铭，《阙特勤碑》、《暾欲谷碑》、《毗伽可汗碑》、《翁金碑》等则为后突厥汗国的碑铭。由此可推测，东部地区以bɛn（我）为特征的部分乌古斯人和克普恰克人的语言已开始向mɛn（我）转化。也即是说，7～8世纪时东部地区诸部落方言间明显呈现出融合的现象，体现了东部方言发展、变化的轨迹。
此外，《词典》中还记载了为各部落语言所特有的语音特点、语法特点和大量的特有词汇。《词典》为11世纪的作品，诸碑铭文献除《多罗郭德碑》为6世纪中期的作品[16]外，其余的均是8世纪的作品。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在短短的200来年间，诸部落的语言便会突然发生如此大的变化。
（六）“ʤ音化”的词汇特点并不能作为《传说》是15世纪左右在七河地区抄成的论据。“ʤ音化”是古代乌古斯语、克普恰克语和黠戛斯语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MⅠ.41～42）。
克普恰克部落分布于里海以北地区。《隋书·铁勒传》：“康国北傍阿得水，则有诃咥、曷艹截……。” “艹截”字《北史》作“截”，《通典》、《太平寰宇记》作“嶻”。“曷艹截”或“曷截”、“曷嶻”也便是克普恰克。《世界境域志》（HUDUD AL-ALAM）第二十一章[17]及《词典》的记载亦与此基本相符（MⅠ.38）。不过，根据《词典》的记载，克普恰克人似分为两支：一支居于接近俄罗斯和罗马省的地区。另一支则居于伊犁河流域；黠戛斯7～9世纪主要分布在阿尔泰山以北地区。至于乌古斯，则是包括有24个部落的大部族[18]，11世纪以前分布于东起漠北的色楞格河、吐拉河流域，西至锡尔河流域的广大地区[19]。
许多学者认为，ʤ音是后起音位，古代应作j。其实，这一现象正是上古突厥语东部方言和北部方言的显著特点。《词典》曾指出，当时，东部方言中词首的j音在北部方言中大多脱落或作ʤ音，且列举了jinʧy→ʤinʤy（珍珠）（MⅠ.42）、juʁdu→ʤuʁdu（驼绒）（MⅠ.42）以及jaʁmur→ʤaʁmur（MⅠ.21）等词例[20]。《传说》则恰好保存了大量以ʤ音开头的词语。例如：
ʤal（鬣） ʤalbar-（乞求） ʤan（身边） C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