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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与唐蕃战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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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4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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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要强调：虽然本文目的在于阐释高山（原）反应等自然因素对于唐蕃战争双方的影响，但是无意以此为这场二百年战争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实在很多，最根本的还是交战双方的实力，自然环境只是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左右战局，具体到我们所讨论的问题上来说，只有当唐蕃双方实力接近、旗鼓相当时，自然因素才会凸显其作用，如果双方实力对比失衡，那么自然因素也就无从发挥了。例如吐谷浑，虽然处在海拔3200米以上的青海湖地区，但是由于实力比起唐朝来说不成比例，因此贞观九年（635）唐军破吐谷浑时十分顺利，并没有因“冷瘴”而影响战局。只有双方旗鼓相当时，高山（原）反应这枚砝码才能决定胜利的天平偏向哪方。
陈寅恪曾经说唐代武功为中国历史上之“空前盛业”[21]，而《新唐书》卷216下《吐蕃传下》则云：“赞曰：唐兴，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蹷其牙，犁其廷而后已。”尤可注意者——唐朝武功至高宗时期已臻极盛，此时东突厥已在贞观初年被击败；西突厥实力较弱，称不上是腹心之患，唐在西域设置四镇；北部代突厥而起的薛延陀在太宗晚年亦被击败；从隋炀帝时期就屡攻不下的高丽于总章年间被消灭；稍前百济已经被唐水师泛海攻占，日本军队前来干涉亦被痛剿。唐军可谓傲视天下。就在这个巅峰时期，唐军却遭受了建国以来最大的军事失败——薛仁贵十余万大军在大非川遭到吐蕃军队毁灭性打击。
咸亨元年（670）的大非川战役并非唐蕃之间第一次军事冲突。贞观十五年（641）松赞干布向唐求婚不得攻打松州，唐军予以反击。这是最早见诸于文字记载的唐蕃战争。随后在龙朔二年（662）十二月，苏海政讨龟兹、疏勒时，弓月部引吐蕃来援，“海政以师老，不敢战，遂以军资赂吐蕃，约和而还。”[22]这是吐蕃与唐在西域发生军事对峙最早的记录。但是，大非川战役的意义却是上述两次冲突无法比拟的，盖因此战役对双方在青藏高原上对峙局面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基本决定了吐谷浑灭亡后双方在今青海地区势力范围的划分。这次战役后唐朝军队再也未曾涉足乌海（今托索湖[23]）以西地区。
关于大非川战役，治吐蕃史者往往语及，关于它发生的原因，按照《旧唐书》的说法就是“（吐蕃）后与吐谷浑不和，龙朔、麟德中递相表奏，各论曲直，国家依违，未为与夺。吐蕃怨怒，遂率兵以击吐谷浑，吐谷浑大败，河源王慕容诺曷钵及弘化公主脱身走投凉州，遣使告急。咸亨元年（670）四月，诏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左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右卫将军郭待封为副，率众十余万以讨之。”[24]表面看来是为吐谷浑复国。而刘安志先生认为这次薛仁贵逻娑道行军不是孤立的行动，与此同时唐军对且末一带吐蕃军队进行反击，以西突厥阿史那都支为左骁卫大将军兼匐延都督，进一步稳定北疆局势，这些一起组成了对吐蕃的大规模反击行动。薛仁贵实际上执行的是围魏救赵的战略，迫使吐蕃撤回了在西域的主力部队[25]。
所谓“逻娑”也就是逻些（今拉萨市），按照唐代行军道命名惯例，多以目的地作为行军道名（有时不见得是真正的目的地，但是却表明大致方向），这次薛仁贵担任逻娑道行军大总管，王小甫先生指出：“以逻娑为出师之名，或许有胜利后直捣黄龙之意。”[26]我们注意到，大非川战役失利后，唐朝再也没有以“逻娑道”或者“逻些道”为名的行军道，反映出战前唐方踌躇满志的心理状态已经在这次战役中被打得粉碎，已经没有“直捣黄龙”的决心了。正所谓“薛仁贵、郭待封覆我师徒，军人丧气，至今不振”[27]。经历过咸亨元年（670）大非川战役和仪凤三年（678）青海战役的失败后，唐朝在青藏高原上数十年时间里再也没有组织大规模的战略进攻，而是维持在青海湖以东的存在，伺机作战术战役层面的进攻，而在西域则与吐蕃展开战略层面的争夺。这种反差形成的原因估计是由于唐军已经意识到在青藏高原上作战并且深入吐蕃腹地是十分困难的。笔者认为，高山（原）反应是阻碍唐军的重要因素，我们通过对大非川战役的分析可以看出这点。
《旧唐书》卷83《薛仁贵传》：
咸亨元年，吐蕃入寇，又以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率将军阿史那道真、郭待封等以击之。待封尝为鄯城镇守，耻在仁贵之下，多违节度。军至大非川，将发赴乌海，仁贵谓待封曰：“乌海险远，车行艰涩，若引辎重，将失事机，破贼即回，又烦转运。彼多瘴气，无宜久留。大非岭（今鄂拉山口[28]）上足堪置栅，可留二万人作两栅，辎重等并留栅内。吾等轻锐倍道，掩其未整，即扑灭之矣。”仁贵遂率先行至河口（鄂陵湖东，今青海玛多县[29]），遇贼击破之，斩获略尽，收其牛羊万余头，回至乌海城（今西宁——玉树公路黑海站[30]），以待后援。待封遂不从仁贵之命，领辎重继进。比至乌海，吐蕃二十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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