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也只是说，“余夫”所受之田，可能在数量标准上与“户人”有所不同，但在土地质量标准上未必有什么区别。

我们注意到，上述引文中，不论是注《周礼》的郑司农，注《孟子》的赵岐，还是《汉书》的作者班固，都是东汉人，所讲述的土地制度都是土地国有制下的授田制。那么，他们的记述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呢？可以这样说，他们所讲的授田制虽然不排除可能有理想化的成份，但绝不会是无稽之谈，因为至迟在西汉前期，授田制仍然是一种现行的土地制度，这已为新公布的张家山汉墓竹简所证实：[18]

田不可田者，勿行；当受田者欲受，许之。

田不可豤（垦）而欲归，毋受偿者，许之。

高敏先生认为：“余力田”是田家租佃国有土地中的不属于“二年常限”田的另一种纳租田地，它同“常限”田一样也有旱田与熟田之分，但主要是熟田。[19]从田家莂所反映的情况看，这一推断可以成立，至少可以认为，“余力田”未必是荒地或旱田。

我们知道，“余力田”所纳的“租”明显少于“常限田”所纳的“税”，前者为亩收租米四斗五升六合，后者为亩收税米“一斛二斗”。我们也注意到，田家莂中不论是“常限田”还是“余力田”或其他土地类型，似乎都没有一个固定的数额标准，给人的感觉，好像田家租佃哪一种土地、以及租佃多少，都是随意的。

问题在于，既然“余力田”与“常限田”在质量上不存在明显的差别，而“余力田”的租税又少于“常限田”，如果田家可以随意租佃土地的话，就不会有人愿意租佃“常限田”了，可事实上我们看到，在田家莂中，拥有“余力田”的田家只占少数。如何解释这一矛盾现象？或许《金史·食货二·田制》中的有关记载能够帮助我们解答这一疑问：[20]

（世宗大定）二十七年，随处官豪之家多请占官地，转与它人种佃，规取课利。命有司拘刷见数，以与贫难无地者，每丁授五十亩，庶不至失所，余佃不尽者方许豪家验丁租佃。章宗大定二十九年五月，拟再立限，令贫民请佃官地，缘今已过期，计已数足，其占而有余者，若容告讦，恐滋奸弊。况续告漏通地，敕旨已革，今限外告者宜却之，止付元佃。兼平阳一路地狭人稠，官地当尽数拘籍，验丁以给贫民。上曰：“限外指告多佃官地者，却之，当矣。如无主不愿承佃，方许诸人告请。其平阳路宜计丁限田，如一家三丁己业止三十亩，则更许存所佃官地一顷二十亩，余者拘籍给付贫民可也。”

据史书记载，汉代曾实行“假民公田”，即把官田租给私人耕种，收取“假税”。由于税率较轻，一些权势之家便从官府假得公田，转租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收取“见税什五”的地租，从中渔利，这就是所谓的“分田劫假”。[21]从《金史》的上述记载可知，“分田劫假”的现象在金代也普遍存在。为了抑制官僚和豪强地主的这种行为，金世宗大定二十七年，下令首先满足无地贫民的需要，按每丁五十亩的标准授予无地贫民，余下的官地才准许豪家租佃。这一命令可能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于是，大定二十九年“拟再立限”。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无地贫民，按每丁五十亩的标准授给田地；对于有少量土地的贫民，则用官地补足，使私田和官地的总数达到平均每丁五十亩的标准，也就是诏令中所说的，假如一家三丁拥有私田（“己业”）三十亩，则允许他们租佃官地一顷二十亩，这样，官、私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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