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以来，实行名田宅制，即根据户主的爵位规定不同的田宅标准，不能过限。国家对民户的占田数量有一定的控制权，使得土地具有国有和私有的双重属性。尽管西汉中后期以降，国家对民户土地的控制力逐渐减弱，使土地的私有色彩越来越浓，但是原有的法律规定并没有正式废除，因此，在合适的条件下，土地所有权中的“国有”性质就有可能得到伸张。不论是西汉董仲舒的“限民名田”主张，师丹、何武、孔光的“限田限奴婢”方案，还是东汉末年荀悦、仲长统等人的“限田”之议，都是建立在国家对土地拥有控制权这一理念之上的。东汉三国之际的连年战乱，导致大批民户死亡或逃离家园，出现了大量无主荒地，这也正是需要国家政权发挥其重要作用以稳定社会、发展生产的时机，此时，国家对具有双重所有权性质的土地的占有状况重新加以调整，也是顺理成章的，而且这种作法也为后来占田制、均田制的推行创造了条件。[29]

四、嘉禾四年与嘉禾五年租税不同之原因

我们已经知道，田家在嘉禾四年和嘉禾五年所承担的租税有所不同。由于嘉禾五年免征常限田和余力田中旱田的各项租税（米、钱、布），所以，总的来说，田家的负担较四年为轻。那么，如何看待四年和五年租税的变动情况？

粗略统计一下就会发现，田家莂中有一半以上的土地“旱败不收”。据史书记载，当时曾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和其他自然灾害。《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第二》有这样的记述：

（嘉禾四年）秋七月，有雹。

（嘉禾五年）自十月不雨，至于夏。

《建康实录》卷二《太祖下》也有类似的记载：

（嘉禾四年）八月，雨雹，又陨霜。

（嘉禾五年）夏，旱，自去冬不雨至于五月。

可见，嘉禾四年的雹灾和早霜给农业生产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而从嘉禾四年冬到嘉禾五年夏的持续干旱，应该是嘉禾五年大面积“旱败不收”的直接原因。

地方官员要定期上报当地的灾害、丰歉等农业生产情况，这在秦律的《田律》中就有明确规定：[30]

雨为澍，及秀粟，辄以书言澍稼、秀粟及垦田畼毋稼者顷数。稼已生后而雨，亦辄言雨少多，所利顷数。旱及暴风雨、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