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讨《金史》中的材料对我们理解嘉禾吏民田家莂有什么启示之前，先让我们看一下传世文献中的“常限”一词：

《三国志·吴书·吕岱传》：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初在交州，历年不饷家，妻子饥乏。权闻之叹息，以让群臣曰：“吕岱出身万里，为国勤事，家门内困，而孤不早知。股肱耳目，其责安在?”于是加赐钱米布绢，岁有常限。[22]

《晋书·刑法志》刘颂上言：今宜取死刑之限轻，及三犯逃亡淫盗，悉以肉刑代之。其三岁刑以下，已自杖罚遣，又宜制其罚数，使有常限，不得减此。[23]

上述引文中的“常限”都可以解释为“固定的数额”或“不变的标准”。“常限”一词在《三国志》中一见，《晋书》三见，《宋书》一见，[24]大概是当时习语。如果是这样，那么，“常限”二字应连读。吴简田家莂在提及二年常限田时，多用“二年常限”一语，根据上面的理解，我们把这一词语理解为两年之内土地数额不变，至少从字面上说，是可以成立的。然而，问题在于，从田家莂本身看不出有什么固定标准或比例。由此我们想到，同样是以租佃的形式经营官田的孙吴政权，是否也采用过类似《金史》中所记述的方法？如果把田家莂中的“常限田”解释为按照性别、年龄乃至身份等标准而制定的限额，就存在这样一种可能：田家如果私田已达到或超过这一限额，就不必再租佃“常限田”，但是只要官府掌握比较充足的土地，他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租佃“余力田”和“火种田”；而那些无地或少地的田家则必须租种一定数量的“常限田”，以达到国家规定的定额，当然，如果他们有充足劳动力的话，也可以租佃“余力田”和“火种田”。

上述推断可以从田家莂中找到佐证。我们注意到，在田家莂中，有的田家只租佃很少的“常限田”，少到甚至只有一亩、两亩，而且也没有余力田，[25]如果没有私田的话，只凭租佃这么一点土地，即使不向官府缴纳任何租税，也根本无法满足生活之需。

再看下列各简：

下伍丘男子胡诸，田十二町，凡六十一亩，余力田。（下略）（4.12）

石下丘男子李遗（?），田五町，凡九十亩，余力田。（下略）（4.191）

□丘男子陈溪(?)，火种田三町，凡卅亩。（下略）（4.560）

这些租佃者不是“吏”，田家莂中也没提到他们还有其他什么特别身份，只注明为“男子”，说明他们属于没有特殊身份的平民。他们在这里只有“余力田”或“火种田”，而没有“常限田”，说明他们的私田已达到国家所规定的“常限田”数额，无需再从官田中租佃“常限田”。因为他们有富余劳力，可以耕种更多的土地，于是申请佃种更多的官田作为“余力田”。

与汉朝或金朝不同的是，孙吴的“常限田”虽然也是国家规定的一个土地定额，但目的不是限制豪强土地兼并，而是促使流民尽快与土地结合，以保证国家的军政开支。正因为如此，孙吴对吏民必须耕种的“常限田”课税较重，而对“余力田”、“火种田”课税相对较轻。这样做，既能使农民尽快与土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