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关于“五祀”的名称和顺序。包山“五祀”神牌与《礼记·月令》的“五祀”名称和顺序完全相同——户、灶、中霤、门、行。至于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中的“五祀”，其中霤采用了“内中土”的异名；其“五祀”之神的顺序，有学者曾经指出，“（睡虎地）《日书》五祀诸神的顺序，并非如《礼记·月令》中所见的那样。”[xvi]其实，睡虎地《日书》“五祀”顺序与《月令》并无大异，都是将十天干分割成五部分，遵照甲乙户、丙丁灶，戊巳内中土，庚辛［门］、壬癸行的秩序来排列的；换言之，睡虎地《日书》“五祀”顺序为“灶（丙丁）、中霤（戊己）、户（甲乙）、行（壬癸）、门（庚辛）”，如果将其按照从甲到辛的顺序排列下去，所得到的名称，与《礼记·月令》与包山“五祀”神牌仍然完全相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至少从战国中期到秦人占领楚地后，以迄西汉时期，“五祀”的内容和顺序是基本稳定的，所以东汉时期郑玄注《曲礼》和《王制》，其“五祀”之顺序亦与之同。太炎先生的论点——“户、灶、中霤、门、行皆地祇，不容增损”——在楚简中得到确实的证明。

但是在新蔡葛陵楚简中，“五祀”中只有门、户和行的出现，未见有中霤和灶神的祭祀，当然，其中提到对司祸、司命和地主的祭祷，如果按照前揭陈伟先生的解释，将司祸释为灶神，将地主、司命均释为中霤的话，则新蔡简中“五祀”是已经齐备的了。但是，目前新蔡简的缀合尚未完成，这些神祇能否纳入“五祀”系统，尚无统一的结论，也不能排除因简牍残泐而致使“五祀”记载不全的可能。仅就目前所知的三种神祇（门、户、行）而言，它们似无固定的顺序可言，例如，有时作门、户、行（乙：28），有时作户、行、门（甲三：56），有时作门、户（甲三：76，零：442），有时又作户、门（甲三：213）。新蔡简比包山简早出不到一百年，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在包山楚简之前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中，楚地的“五祀”系统，无论其名称还是顺序，均尚处于形成过程中；易言之，楚地乃至整个古代“五祀”系统的固定化，完成于战国前中期。

　　第二，关于祀行与祀井之争。礼书如《祭法》《月令》之类，其“五祀”中的第五祀皆作行（即道路神），而不作井。然而，在《白虎通》中祀行改为祀井。高诱《吕氏春秋》注谓：“行或作井，水给人，冬生王，故祀之。”可见以井易行，始于东汉。魏晋时期的“五祀”，也相沿而祀井。到隋、唐时期，郑注三礼本盛行，礼家又参用《月令》《祭法》，改为祀行，但也有仍然祀井者，如李林甫修《月令》即祀井而不祀行。总之，关于祀行与祀井的争讼，始于东汉以降[xvii]。历代经师对之均无有裁断，清儒亦无从措手[xviii]。现从包山简“五祀”神牌及上引其它楚、秦简文看来，“五祀”中冬月之祀均为行神，绝无一处为祀井者。秦简《日书》中有多处对于凿井（“穿井”）之事的吉凶选择[xix]，但无一处提及祀井神的吉凶选择。大概由于冬日的行神之祭，正合于水德，故而汉人以讹传讹，将祀行改为祀井。

第三，关于七祀、五祀与三祀之争。首先，包山M2墓主身份为上大夫，他使用“五祀”之祭的事实，至少说明了《祭法》中大夫用三祀（门、行、族厉）的说法并无充分的根据；其次，包山墓主所祭祷的“五祀”诸神，不是《祭法》中诸侯“五祀”的内容，而与《月令》《曲礼》《王制》所记相合；再次，《周礼·春官·小祝》谓，王的丧礼上尸柩出葬前要“分祷五祀”（详后），其祀也只限于五而非七。这似乎都暗示着，《曲礼》《王制》中大夫以上恒用“五祀”的说法更为可信，战国中期到西汉时期的社会礼俗中流行的正是此种“五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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