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章太炎先生的《大夫五祀三祀辨》提出了另外一个说法，为五祀、三祀之争开辟了另一种思考路径：

　　《曲礼》《王制》并言大夫祭五祀，《祭法》独言大夫立三祀。郑君注《曲礼》，谓五祀殷制，三祀周制。注《王制》，谓五祀有地，三祀无地。陆佃曰：三祀言其立，五祀言其祭，祭与立异。此皆强为生义也。

        案《祭法》所言，等而上之，天子七祀，于户、灶、中霤、门、行以外，复增司命、泰厉。故不知七祀自起，无以明三祀所由立。寻司命、泰厉之入七祀，斯乃近起楚俗，非周制也。

《汉书·郊祀志》言：荆巫有司命。《楚辞·九歌》之《大司命》，即《祭法》所谓王所祀者也；其《少司命》，即《祭法》所谓诸侯所祀者也；《九歌》之《国殇》，即《祭法》所谓泰厉、公厉也；《九歌》之《山鬼》，《祭法》注曰：今时民家祠山神，山即厉也，是山鬼即《祭法》所谓族厉也。然则司命、泰厉、公厉、族厉，皆于《楚辞·九歌》著之，明其言“王立七祀，诸侯立五祀，大夫立三祀，嫡士立二祀，庶士、庶人立一祀”者，皆由楚国儒先因俗而为之节文矣。鲁并于楚，《祭法》所述祀典，泰半本《鲁语》展禽之说，其为楚人删集，又易知也。……[iv]

章氏之说，可以归纳为：第一，七祀的内容皆为楚辞所录之祭歌；第二，鲁并于楚，《祭法》所述祀典，多为楚人删集；第三，大夫三祀，是由于战国时期大夫地位之卑所致，其中楚国大夫地位尤卑；第四，司命属于天神，与“五祀”之地祇无涉，泰厉、族厉之类又以楚为盛。所以，“周世大夫，上至三命，下不损一命，则必有五祀矣。《曲礼》《王制》两注，当定从《曲礼》注说，以户、灶、中霤、门、行皆地祇，不容增损也。”

与前代经师的各种解释相比，章氏之论突破以经说经、以注补经的窠臼，更具历史眼光。无怪乎他也以此为得意之作，集于其早年的《膏兰室札记》，后又加润改，选入《太炎文录初编》。章氏的发现，距今已愈百年，然而经、史学界均无有真正的回应[v]，其根本原因在于史料的匮乏。近年年，楚地出土的一些简牍材料中，有不少与“五祀”有关，这些材料为解决两千多年来的经史狱讼，或许有所助益，对于太炎先生的推论，也可以有所回应了。

二、楚地简牍所见“五祀”

在楚地出土的简牍中，有不少涉及“五祀”的内容，现以笔者目力所及，梳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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