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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审视中西比较史：《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述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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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9:5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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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仅有40种，即使加上中文文献的英译本和一些中国人的英文著作，也不过70余种，有关中国的情况，主要还是通过引用西方人的著作进行论述的。这是这部著作的一个缺陷，它使作者的眼界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也无形中降低了著作令人信服的程度。但对于西方学者来说，所谓的“中国研究那个仍然相当孤立领域的十分困难的语言和材料”，在这本书中应该是并不多的。
这本书的确应用了大量第二手资料，然而，就这样一个课题来说，这是无可非议的。如前所述，该书的论证方法是把前人提出的种种西欧优越性的观点分门别类，进行东西方的对照比较分析，这种论证方法本身就要求应用大量第二手资料，也只有依赖学术界已有的成果，特别是比较重要、带有权威性的成果，才能证明作者所提出的新观点的合理性。
二、《大分流》启示录
如前所述，《大分流》是一部以比较研究为主的著作，作者的结论固然新颖独特，但在我看来这本书最具启发性的却是对东西方的比较方法。无论是比较单位的选取，比较标准的设定，还是一系列具体因素的比较过程，以及比较过程中提出的问题，都有不少与学术界传统观念（不仅中国学术界，也包括国际学术界）不同的看法，一些具体的手段也非常值得参考。
首先，该书在大部分情况下抛开了传统的比较单位：洲与洲、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而使用各方面条件（面积、人口、地理环境、经济发展等）大致相当的区域作为主要的比较单位，如中国的江南与英国的英格兰、中国的岭南与法国、大陆欧洲与中国、西欧与东亚等。特别要指出的是，作者认为，既然研究的对象是现代化历程，是长期发展道路，直接比较核心区才能获得足够的可比性。作者选取的具体的比较单位也许并不完全合适，但选取比较单位时注重对等性和可比性，这个出发点无疑是合理的。
这样选择比较单位，使很多我们过去不大重视的因素呈现出了新的意义。举例来说，在商品市场问题上，中国学者比较重视商品的远距离运销，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与否，其次是区域之间的市场。地方市场仅在区域研究中才受重视。而在该书作者看来，中国的一些省，如山东，是“具有国家规模的地区”。山东1800年的人口高于全法国，18世纪该省年平均输入的粮食足以养活70万到100万人——高于波罗的海贸易养活的人口——输出的粮食数量大约与输入相等。因而，这一个省从事的粮食贸易可以与欧洲全部的长距离粮食流通等量齐观；而该省内部肯定还有相当数量的粮食流通，因为这样的输入量仍不能满足其城市区域的需求（还不必说它的棉花和烟草种植区）。也就是说，中国的省内和省际商品市场，无论是流通量还是影响的人口数量都超过了西欧的国家，运销的距离也并不比西欧商品短，因此，省内市场的作用与西欧的全国市场相同，省际流通可以认为相当于西欧的国际贸易。同理，长江中上游与长江下游之间的关系，江南与华北的关系，在某些方面相当于西欧与东欧之间的关系。国界不过是人为的行政界线，它们只在研究与国家相关的问题时才有经济意义。
作者对可比性的注重并不限于如何选择比较单位，不同地区的不同背景，同样会影响可比性。在一种背景下是必须的东西，在另一种环境下却可能是多余的，这样的因素实际不具备可比性，因而也很难比较出优劣来。例如，有人认为：由于缺少科学团体，中国（和其他社会）缺乏足够的手段传播新的和有用的知识。这些科学团体无疑应该是欧洲的一个优点，作者在承认有组织的科学团体对综合性发明的普及和精英科学与工匠知识之间的交叉传授所起作用的同时，指出在欧洲，这些正式的科学团体实质上通常是为了保护科学发展免受某个敌对的教会的干扰而设立的，而在中国并不存在这类有权力和有敌意的实体。因而，这些在欧洲发展起来的具体机构不一定在所有地方都是科技进步的必要条件。同时，作者也指出，在中国，科学技术的传播有着东方背景下的自己的渠道：精英人物之间通过书信进行广泛的讨论，这些信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私人文件；中国存在着活跃的书籍贸易，农书医书数量庞大；地方官员的推广提倡等等。
其次，该书在进行东西方比较时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交互性的比较，双方或者多方比较中不以任何一方为标准。如前所述，英文“Great Divergence”，译成中文时有多种译法，实际上，彭慕兰教授本人最钟意的是“大歧变”，他认为“歧变”这个词既有分歧或分离的含意，又有变革的含意，而这本书所描述的，正是分离与变革的关系。中译本曾一度按作者的意见定名为“大歧变”，但译者最终选定“大分流”，是因为“歧”字在中文中有时会令人联想到正路和歧路之分，这一点恰恰违反了作者本意。在作者看来，东西方的道路没有偏正之分，如果一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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