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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审视中西比较史：《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述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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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9:5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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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它们的成本对其市场状况也没有直接的联系。我们怎么能从欧洲钟表在亚洲的市场不如中国瓷器在欧洲的市场大，推论出欧洲钟表工人的生产力不如中国的瓷器工人？第二，以18世纪之前的交通运输水平，西欧与东亚之间漫长的运输距离和困难的运输条件使几乎所有的商品都成为具有异国风味的、或多或少带有奢侈品性质的舶来品，所以，欧洲商人在亚洲出售他们的商品要比在国内为亚洲商品寻找市场更为困难这个事实，说明的不是欧洲劳动者的生产力高低（在这一点上，很可能作者是对的，即欧洲工人的生产力不见得比亚洲人更高），而是欧洲人口中愿意买也买得起异国风味商品的人更多，这暗示出有可能欧洲人比亚洲人生活得更好。如果我们考虑到欧亚两洲巨大的人口差距，这一事实的意义就会更大。第三，以18世纪以前的信息反馈条件，欧洲商人很难充分了解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亚洲人的消费习惯和市场状况，所以，他们送到亚洲来的商品可能不符合亚洲市场所需，但他们了解欧洲，他们在亚洲为欧洲市场采购的商品会符合欧洲市场的需求。如果是亚洲商人到欧洲去做生意，应该会出现相反的情况。史料中缺少类似的记载，或许可以反映前往欧洲的亚洲商人不如到亚洲来的欧洲商人多。第四，作者在书中多次谈到中国的白银需求的作用，指出不应该把流入中国的白银当作为弥补欧洲“贸易赤字”而转让的抽象价值，而是必须把白银本身视为一种商品，一种以矿物为基础的精炼产品，在西方能够远比在亚洲任何地方更廉价地生产，在中国为广大民众所需求。如果作者的这一观点成立（应该说这是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观点），那么欧洲商人在亚洲出售他们的商品更为困难就不是事实，欧洲人在亚洲出售白银商品并不比在欧洲出售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以至棉布等更为困难。最后我们要说的是，如果为商品寻找市场的难易体现了成本的高低这一观点成立的话，中国商品在欧洲更容易出售就应该意味着中国商品的成本更低。尽管我们没有欧洲工人生产力更高的证据，但同样，作者也没有提供中国工人生产力更高的证据，如果生产力方面没有重大差异，按照作者的逻辑，我们就只好得出中国劳动者获得的实际工资较低，因而生活水平较低的结论，而这是与作者的观点大相径庭的。我无意于否定作者的观点——无论是对于生产力的比较还是对于生活水平的比较。尽管生产力的比较缺乏足够的证据，但作者对中国人和欧洲人生活水平的多方面的比较却相当有说服力（我自己在研究清代及近代中国农村经济时也倾向于认为，清前期江南地区的农民——特别是从事原始工业的农民——生活程度相对来说是较高的，即使是华北这样的地区，从事乡村工业的农民生活水平也在提高）。我在这里只想说明，在17、18世纪的条件下，欧洲商品在亚洲和亚洲商品在欧洲的命运，不能直接和商品成本以至劳动生产力挂钩。这样的推理确有其内在的逻辑性，但同样的逻辑也可能引出相反的结论。
在生态问题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推理。作者在附录B中通过估计18世纪后期华北和欧洲农场使用的肥料，对土壤中的氮循环量作了一个比较。他假定一个重建的“典型”华北农场典型的两年三熟轮作制是种两季小麦和一季大豆，假定一个模拟的英国农场一年一熟，两年种小麦之后种一年固氮作物。一季小麦生产每千克麦粒及其麦秆大概要从土壤中吸收约0.0234千克氮，在欧洲，麦秆是经过翻耕回到土壤中，因而每千克小麦实际消耗0.0214千克氮，在华北则假定麦秆全部用作燃料之类。18世纪英国小麦平均产量为每英亩523千克，华北约为每英亩306千克。所以在6年的周期中，英国农场每英亩土地生产了4季小麦共2092千克，华北的农场生产了6季小麦共1816千克。英国农场的小麦在6年中从每英亩土地中吸收44.77千克氮，华北农场的小麦吸收了42.49千克。
接下来是氮的补充。华北的农场每英亩比英国农场多施60%的肥料（按重量计），施肥次数也较多，所以堆积过程中损失的养分可能较少。中国大部分家畜粪肥来自猪，而英国的大部分肥料来自牛，前者的质量优于后者。以比较短的间隔施用较多的质量更高的肥料，中国的施肥方式比英国的施肥方式应该对土壤更为有利。在固氮作物方面，华北通常是大豆，英格兰是三叶草。在现代条件下，不同品种的三叶草固氮平均数为每英亩60千克左右，大豆为每英亩48千克。由于中国农场6年中种三季大豆，而英国农场种两季三叶草，平均性能的比较再度偏向于中国的农场（每6年144:120千克氮/英亩）。作者最后的结论是，“我们对英格兰或华北都不能做出准确的氮循环量估计。然而我们可以说，我们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华北的处境并不更坏；有许多证据表明它的情况更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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