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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审视中西比较史:《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述评

时间:2009-7-24 13:49:55  来源:不详
的关联加入其中,带来了许多当时人意想不到的结果,完全根据后世的结果和后人的眼光评论历史也是不公正的。所以我们或许应该对华北的纺纱地窖给予更高的重视,对中国的火炉和烹饪方法给予更高的重视,甚至对中国农民以农作物秸秆为燃料的作法给予重新评价(今天我们把这种作法看作破坏土壤肥力、影响生态平衡的落后行为,但在《大分流》的作者看来,这使中国农民获得了相对充裕的燃料来源,使中国森林的毁灭速度放慢,从而增加了可以用于工业发展的木材)。我们或许应该对我们过去认为是小农经济、传统经济甚至典型封建制度的许多事物换一个视角去观察,给它们以新的评价……

要进行比较研究,各种经济指标的估算必不可少。这本书也进行了大量的推算,其中一些计算相当细密。为了更有说服力,作者在计算时总是尽可能使计算结果向不利于东亚特别是中国的方向倾斜,尽可能使对中国的计算更为保守。我不能说书中的所有计算事实上都是如此,但作者确实有这样一种指导思想,几乎在所有涉及东西方比较的计算中,作者都会指出他为了使对东方的估算更保守而采取了那些措施。此外,一些“反事实”的推算也颇具新意。

三、摘瑕求疵《大分流》

《大分流》中有不少会引起争议或值得商榷之处,事实上,我们应该说,任何一部能够提出不同于以往的全新观点的人文或社会科学著作都会引起争议,也都能让人挑出毛病。有争议正说明了观点的独特,见解的新颖,说明一部作品值得重视。而一部全面推翻旧观点的著作,也必定有其不成熟之处,难免存在种种问题。更进一步我们甚至于可以说,挑不出毛病的书就不是好书。瑕不掩瑜,这些毛病不会影响一部好书的价值,但这也不意味着不需要对它提出批评。不过,我的专业领域是中国经济史,所以只能对书中有关中国的一些论述摘瑕求疵。

如前所述,彭慕兰教授本人是一位汉学家,专业研究领域是中国史,这本书又是以中国为主要研究对象之一,我们有理由预期这本书表现出中国研究的真知灼见。但书中征引的中文文献却仅有40种,有关中国的情况,主要是通过引用西方人或日本人的著作进行论述。与作者分析西欧中心论时广征博引,对几乎所有重要观点都加以讨论的做法相比,关于中国的部分显得相当薄弱,无形中降低了著作令人信服的程度。例如该书对中国的区域研究主要集中于江南、岭南和华北,作为一个比较对象,在书中华北的重要性仅次于江南。但作者对从翰香教授领导的“中国近代农村研究——华北平原”课题的研究成果只字未提,而这些研究是学术界公认的华北区域史以至中国区域史研究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由于缺乏充分的资料,书中对中国的很多论述建立在推理的基础上。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进行研究,这种作法本身无可非议。但推理有两种不同情况,一种是在有许多不同线索时,对它们之间的矛盾和联系进行综合分析,当大部分分析指向一个结论时,这个结论就可以成立。另一种则相反,材料太少,本身不能说明问题,研究者只好依靠这仅有的材料作逻辑性的演绎推理。这样的推理往往可能有不止一个结论,而在推理者本人的主观影响下,有时会不由自主地产生偏差。《大分流》中关于中国的很多推理分析都是在只有很少材料的情况下做出的,也可以说是作者在没能充分占有史料的情况下迫不得已而为之。这些推理看上去相当精巧,也有一定的内在逻辑,但由于史料不足,或受作者的主观愿望影响,推理过程及其结果有时显得不够合理。

举例来说,在第一章中,作者在比较欧亚两大洲的生产力时提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欧洲的织工、农民或其他工人有明显更高的生产力。他们并没有表现出寿命更长或生活更好,这意味着在欧洲和亚洲的商品竞争中,欧洲的制造业者没有因支付较高的实际工资而处于劣势。所以如果欧洲的工人有较高的生产力,他们就应该能够在亚洲市场上出售其产品。但是,正如所有的记载一致同意的,欧洲商人在亚洲出售他们的商品要比在国内为亚洲商品——无论是精英还是大众的消费品——寻找市场困难得多。在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的相当长时间中,中国的纺织品和其他商品得到了重要的欧洲市场(并且不仅是在富人中)。

这是在缺乏生产力的比较数据时作者进行推理说明的一个例子。这里作者的逻辑是,欧洲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并不比亚洲人高,说明他们没有获得更高的实际工资,在这种条件下,如果他们的生产力更高,制造业者为单位产品付出的成本就应该较低,他们的商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就会较高。既然欧洲商品没有表现出这种竞争力,就反证出欧洲劳动者的生产力并不比亚洲高。就一般的成本价格理论来说,这种推论不能算错。但是第一,尽管作者强调比较的是“欧洲的织工、农民或其他工人”与“他们在欧亚大陆各地的同行”,但19世纪以前,欧洲和亚洲之间贸易的商品一般说来(纺织品除外)不是同类产品,没有互补性或替代性,它们本身从使用价值来说不可比较,不存在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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