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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审视中西比较史:《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述评

时间:2009-7-24 13:49:55  来源:不详
常细致,它把当代农业科学引入了历史研究中,此点也非常重要。在中国学者的研究中,不要说经济史社会史研究,即使是农史研究,我们也很少见到类似的计量和比较,而经济史研究本身就应该是多学科的综合交叉,从这个角度说,这里的研究方法对我们的参考价值比这些具体数字要大得多。至于这些具体数字,如果作者仅仅想要说明,华北农民精耕细作的施肥方式更能够维持土壤肥力,那么他的目的是达到了。问题是,作者通过这些数字是要说明,华北的土壤并没有处于危机状态,尽管生态环境脆弱,但生态问题并不比欧洲更严重。作者的逻辑是:一个6年的周期中,华北农场每英亩小麦比英国农场少消耗2.28千克氮,同时,比英国农场用更合理的方式多施了60%的优质家畜粪肥,多种了一季固氮作物,所以华北的土壤一定比英国的保持得好,或至少不比英国差。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在6年的周期中,英国农场共生产小麦2092千克/英亩,华北农场为1816千克/英亩,小麦产量高低的具体原因姑且不论(要知道,人们也可以假定华北小麦低产的原因之一就是生态环境恶化),但华北的农场为了保持一个低水平的产量,补充一个较低的氮消耗量,却必须施放更多的高质量的肥料,种植更多的固氮作物,从这一点讲,是否也可以得出一个相反的结论,即华北的地力更为衰竭,华北遭遇了更严重的生态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对华北农田两年三熟轮作制的重建,即2年收获两季小麦一季大豆,6年收获6季小麦3季大豆,本身就是错误的,道理很简单,如果6年中一块土地能种植6季小麦和3季大豆,农民有什么理由不去种6季大豆,从而变成一年两熟?事实上,华北的气候条件和18世纪的农业技术根本不允许这样的一年两熟。我的同事郑起东教授在研究华北农业改制的文章中对这个问题讲得相当清楚[3] ,华北平原小麦产区两年三熟轮作制的典型安排是麦——豆或晚秋作物——大秋作物,因为小麦收割后才播种的豆类和晚秋作物成熟期晚,收获后当年来不及再播种小麦,只能等待下一年春季播种大秋作物,秋收后再种小麦。也就是说,在一个6年的周期中,共收获3季小麦、3季大豆和3季大秋作物。诚然,该书曾说明,在中国和欧洲,实际应用的轮作方式都非常多,这里只是其中的一种。但问题在于恰恰是这一种,在实际生活中无法成立。华北的大秋作物以高粱、玉米、谷子和棉花为主,大豆在轮种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并不是麦收后可种的惟一作物或必须作物,晚谷和晚玉米也常可见到。大秋作物的氮消耗量我们不清楚,不过华北地区高粱和玉米的单产(以重量计)一般高于小麦,秸秆也比小麦的高大,而氮元素的主要作用是促进植物枝叶的生长,所以大秋作物的氮消耗量大概不会比小麦更低;晚谷和晚玉米产量相对较低,氮消耗量无从推断,不过至少可以肯定这些作物只会消耗氮而没有固氮作用;棉花则是作者认为极耗地力的作物。按照作者的逻辑,这种情况下华北的土壤问题应该更为严重,因为增加了氮消耗量而减少了固氮量。这里再一次要说明的是,我无意否定作者的观点,在我看来,这种情况也可以得出另一种结论,即以华北地区的施肥水平,在维持了小麦加上更高产量或更耗地力的大秋作物的同时,补充了更高的氮消耗量,并且每两季作物之后并不一定必种一季大豆,这样的事实恰好说明华北的土壤本身尚保持着相当的肥力,保持着一定程度的不必完全依靠人工手段自我恢复肥力的能力。

上面所举的推理实例,尽管不够严密,尚可以不影响作者的观点,但对华北地区棉花种植状况的分析过程就不是这样了。作者为了说明18世纪末以前中国人的纺织品消费水平不低于西欧,对1750年前后的中国棉花产量作了一个估计,提出1750年前后中国棉花的总产量至少与1870年同样高,或者肯定与1900年同样高。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华北产棉区的棉花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在1750年到1870或1900年之间有重大下降。

这个结论是分两步得出的,第一步是数字计算,根据克劳斯的估计,1900年山东和河北加在一起只有300万亩棉田,到1920年代增长到500-600万亩,1930年代甚至更高。而方观承的《棉花图》,描述18世纪直隶省保定以南有20-30%的耕地是棉田。1820年直隶有3500-5000万亩登记的土地,乘以20-30%,结果是只在这一个省就有700-1500万亩棉田。即使山东和河北只有10%的土地植棉,也意味着1700-2400万亩,即1900年数字的6-8倍。因而,有很好的理由认为华北在1750年可能种植了比1870或1900年多得多的棉花。[4] 

这些数字的问题是很明显的,尽管方观承在清代封疆大吏中是较有作为的一个,但18世纪时清政府并没有统计过不同作物的播种面积,方观承所谓保定以南十之二三的耕地种棉,只不过是一种印象,一种估计,直接用这种比例来计算植棉面积,是相当危险的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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