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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审视中西比较史:《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述评

时间:2009-7-24 13:49:55  来源:不详
定要说偏正的话,也可以说它们是互相偏离。东西方19世纪的分流是一个分道扬镳的态势,没有哪一条道路能被视为惟一正统的道路。

正是由于作者不以任何一方为既定标准,他在研究中才提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命题,即,为什么英格兰没有成为江南?我们知道,欧洲的史学家们在解决工业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在西欧这个问题时,经常的做法是以中国作为对照。在这种比较中,人们讨论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江南没有成为英格兰?换句话说,为什么江南这个在历史上曾经是中国,很可能也曾经是全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没能发生工业革命。作者并没有否定这一命题,他只是认为,英格兰的道路不是历史发展的标准模式或惟一正确的模式,因而在我们问“为什么江南没有成为英格兰”的同时,也应该问一问“为什么英格兰没有成为江南”。

“为什么江南没有成为英格兰”这个问题的本身,就是在以西欧道路为模式,寻找江南对英格兰道路的偏离。这样的西欧中心论,不仅主宰了一代又一代西方史学家,它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影响也同样巨大(或许甚至更为巨大),即使是完全不进行中外比较研究的中国学者,也很少能避免这些影响。我们可以不谈西欧是否经济发展的中心,避开中国近代的发展是否属于冲击—反应模式,但我们会本能地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比封建社会先进,所以资本主义的国家制度优于明清的封建主义国家制度,资本主义的市场制度优于中国近代以前的市场制度,资本主义农场优于中国的租佃制,资本主义企业形式优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家族企业……即使我们用“现代社会”和“传统经济”之类术语代替“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事情仍然没有什么改变。我们在谈论明清以至近现代的历史发展状况时,经常会分析某种因素是否已带上了资本主义性质,某种因素是否仍属于封建性质,某种因素是否多多少少摆脱了封建主义桎梏。也就是说,我们衡量中国传统社会和近代经济发展时是以近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为标准,实际上也就等于是以西方为标准。《大分流》不以任何一方为标准,也就甩开了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之类概念化的词汇,直接进行实质性的比较,分析东西方的各种因素对商品经济、生产力、资本积累……直至工业革命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

举例来说,政治制度应该是最能体现社会性质的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保护资产阶级利益,保护资本主义的发展,封建主义国家保护地主阶级利益,维护封建制度,天经地义,理所当然。但《大分流》告诉我们,在18世纪以前,不但欧洲存在各种各样政府授予的垄断权、特许权、包税权,限制了市场的自由,甚至欧洲的买官现象也比清前期严重得多。这些因素对近现代经济发展的作用应该是负面大于正面。自由竞争的市场,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市场上要有复数的买主和复数的卖主,中国绝大多数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都符合这一标准。甩开社会制度社会性质的优劣观进行客观评价,显然清政府的政策对发展商品经济更为有利。

股份公司是18、19世纪典型的资本主义企业形式,也是西欧优越观的一个重要支柱。而彭慕兰却认为,在工业革命的初期,铁路时代到来之前,绝大多数工业企业就其规模来说,并不需要股份公司筹集资金,不但中国的家族资本有足够的力量提供资金,即使是西欧的企业,也多是由家族负责筹集资金的。股份公司与中国商人在海外市场上的竞争,在不使用武力的条件下,胜败的机率相等。股份公司的最大用途和真正优势都表现在与海上掠夺行为和海外高压统治有关的事业中。如果我们用一个中国学者熟悉的术语表达,这该可以说是一种“超经济强制”了。

中国历史上流行过的土地“优先购买权”,无疑是一种宗法制度的残余,属于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中国学者关注的往往是它在明清以迄近代是否还存在,有多大的影响力,是否妨碍了土地自由买卖的发展,而《大分流》一书却直接去分析这种习俗限制对生产力可能产生什么影响。指出它可能会使土地所有者的钱受损失,可能阻碍土地落入最有效率的使用者之手,但在基本技术知识普遍共享的条件下,即使是最有才干的农民在一定的土地上的收获,与一个技术较差但受习俗偏袒的农民能够得到的收获,两者之间的差异也不可能很大。而且并不是每一笔受习俗制约的交易都会使土地落入一个技术较差的农民手中,所以它对生产力的影响是有限的。而同时欧洲土地买卖受到的种种限制,却可能阻碍了先进的农业技术的应用。

再如中国传统社会中男耕女织的性别分工,妇女不能抛头露面的道德规范,似乎都强烈地限制了妇女劳动力的商品化。该书却认为,西欧妇女离家外出、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度也许更大,但中国妇女在家内从事商品生产,在市场上出卖自己产品的自由度却无疑高得多。特别是在纺织业这一对工业革命至关重要的产业中,西欧的行会制度极大地限制了女性进入,而中国妇女的纺织工作却受到政府、社会、文化和习俗的鼓励。

这种比较中最明显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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