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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西方史学的转折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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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0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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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概括的人类生活的目的因素。到了20世纪，这些把历史看作“人文科学”的一种特殊类型的历史研究观逐渐被把历史看作一种“社会科学”的历史观所代替。
这种新的社会科学定位贯穿予以下讨论的几个方面，但是它们支持某些特定的设想。它们批评旧史学主要叙述关于政治的历史事件，兴趣集中于掌权的领导人物；它们提倡进行解析的历史，试图研究事件发生的社会背景。旧史学主要依赖于把文献学作为一种探索人类目的的研究和理解背景工具；而新史学则转向相邻的社会科学、社会学、经济学和心理学，在法国还借助于对社会结构和过程进行分析，强调关于历史研究的各学科间特性的地理学。[12][13]它们争取创建一种比传统地讲述政治的史学更加全面的历史，也想把更广泛的人物包括到历史之中。
但只是到了1945年之后，作为历史研究主导模式的社会科学历史才出现。把定位于社会科学的历史简化为共同特性是很困难的；它的范围包括从对20世纪60年代法国《年鉴》中历史生活的物质和生物基础的研究，到法国和大不列颠的新历史人口统计学，到定量的城市史，美国选举行为的研究，到美国、大不列颠、法国的可以计量的经济循环模式，到深受马克斯·韦伯影响的西德的“历史社会科学”。然而，尽管它们有这诸多的差异，但是它们都同意这一观点：历史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比与人文科学的关系更加密切。正如较早的社会科学定位的历史已经做的那样，这就假定存在一种构成历史研究对象的真实的历史的过去。它试图创造一种符合其他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历史学方法。因此，它通常选择如硬经济和人口统计学资料等的各种资料来源而不选择旧史学。因此，20世纪70年代，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写的一篇调查中指出：“对数量的探求毫无疑问地是最强大的历史新潮流，使20世纪70年代的历史观与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观相区别的因素超过了其他因素。”[14](p39)这些历史学家试图以单个人物的做法来弥补大大忽略了构成历史的众多人物的结构和过程。
可能除了许多遵循《年鉴》传统的历史学家之外，几乎社会科学史所有形式的关键都是作为进行中的定向进程的历史观念，它们接受旧史学模式，甚至这种旧史学模式在他们的思想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对于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历史社会科学”的德国学派来说，各种把历史作为一种经验主义分析社会科学的倡导是正确的。
一个被广为接受的概念是“现代化”。它追溯到19世纪的实证主义，认为历史、至少近代西方世界的历史有一个明显特征，就是随着技术进程和相应的“现代”社会的发展，开始了一个朝向更大规模的科学启蒙运动的进程。“历史社会科学”的德国学派(韦勒、科卡)[12]试图在社会结构和对民族社会主义在德国获得政权如何成为可能这一问题的理解过程的背景中来为政治定位，而社会科学史的大多数形式则趋向下层等级的政治史。
社会科学与战后世界及紧随其后的冷战背景紧密结合在一起。美国已作为西方超级大国出现。对苏联扩张的恐惧导致中西部欧洲国家和太平洋周边国家、包括前敌对国德国和日本都把自己的命运与西方和美国联系在一起。这与1918年以后以德国对战胜国和西方文化所怀的敌意为标志的战争时期形成鲜明的对比。尤其是在美国，1945年以后出现了牢固地建立在有活力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体制基础之上的、臆想的无阶级社会、摆脱了社会冲突的自满论调。美国把自己标榜为取代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世界楷模。正如沃尔特·罗斯托1960年在《经济增长的阶段：一个非共产主义者的宣言》[15]中声称的那样，资本主义经济以持续增长为特征，在所有现代社会和正在进行现代化的社会中，包括美国式的民主都采取相似的形式。因此，指向西方世界，尤其是把美国当作历史发展的最高形式的主要叙述被并入许多四方、尤其是美国的社会科学中。苏联的历史思想反映同样的主要叙述方式，仰赖于对苏联科学和经济进步模式的信念。 对现存意识形态的挑战
到20世纪60年代为止，这种存在于西方的自信和在东方公开声明的转变形式中所依赖的一些基本设想遇到挑战。在受到苏联的、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中国的挑战的世界中，美国与它的西方和太平洋盟国继续扮演支配角色。但对双方来说，现存秩序的意识形态根基都已开始崩溃。殖民地或者已获得独立，或者如印度尼西亚、阿尔及利亚和越南等正处于为争取独立而战斗的状况。长期以来被压迫、被剥削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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