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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西方史学的转折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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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0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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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族群体，如非裔美国人要求自己的权利，并获得了同样对殖民战争进行抗议的多数人地区的支持。最后，当女人对有史以来西方和非西方主要文化中突出的男性处于支配地位的性别模式发起挑战时，性别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政治问题。同时，马克思—列宁主义失去了可信性，表现出独裁的官僚主义。镇压布拉格之春表明了苏联政权和那些独立国家以人道主义面孔允许社会主义改革的无能。
现代性的哲学批判
对支配性社会秩序的挑战在东西方同时引起了对现代世界观的根本怀疑。这种现代世界观强调科学的合理性和对世界的技术征服——简单地说，是无限制的增长，也即是以适合经济进步的方式来重建有序的世界社会。
这种对社会科学和现代化普遍持有的信心在20世纪70、80年代受到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的最激烈的声讨，也受到来自历史学家，尤其是文化历史学家的较为平静的挑战。虽然很难把这些批评归结为一个共同特征，但是在批判他们视之为现代历史观的中心的两个假设方面，他们意见一致。第一个关注的问题是世界历史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及“宏大叙事”或“元叙述”[16]的创造，这种创造把历史看作是一个以对启蒙、解放的许诺和把整个世界看作一个整体的、朝着现代西方世界方向的向前发展。批评家指责说当时的史学家们忽视了西方的进步、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基于种族、性别和阶级的权力关系之巩固这些因素之间的密切关系。按照他们的历史观，认为这些是理所当然的。但他们辩论说，在消除大通史的可能性和为无数分割的历史开辟道路方面，历史没有一致性。
与这一批评观点密切联系的是排除对过去进行客观历史调查的可能性。按照彼得·诺维克的观点，客观性的思想和理想位于历史专业的正中心，它是基于“对过去的事实和与之相应的真理的赞同”而形成的，结果，“历史与虚构分离开来”[10](p3-4)。海登·怀特指出，这一赞同相信“在那之外存在一个在文本中直接反映的过去的幻想”。[17](p209)按照基思·詹金斯的观点，后现代主义者们从表象背后存在着一个实在的、基本的“真实世界”这一观念中寻求自由的现代历史意识。引用詹金斯的话是：“事实上，现代历史似乎恰恰是在一个无根基世界中的定位表达的一个更加没有根基的定位表达”。[18](p6)对于后现代主义者来说，历史是由与事实没有直接联系的语言结构组成的。产生事实的是语言。在否认存在某种话语之外的东西这一观念方面，雅克·德里达走得更远。[19](p266)而且对德里达来说，话语没有固定的含义，但是它对于含义的极限来说却是开放的，因为没有标明清晰含义的阿基米德支点。进而，根据福柯的观点，我们不但要独立于话语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来看文章，而且应该独立于它的作者来看它。德里达批评他认为是自苏格拉底以来西方经典哲学传统的“理性中心主义”依赖于事实能够被简化为理性观念这一错误认识，忽略了这些观念反映支配体系。在女权主义者的理论中，事实不是赠予的、而是通过话语创立的这一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按照琼·斯科特[20]的观点，性别不是在自然中发现的，而是通过语言、话语和反映或向权力关系发起挑战的文化符号在社会中建立的，所以语言的破坏是暴露和打破这些不平衡权力关系的一种必要手段。
所有这一切都导致认识论的相对论。可能这种与编史工作相联系的认识论的最有影响的倡导者是认为历史思想是“语言模式的俘虏，在这种语言模式中，它试图把握存在于其感知领域的客观事物的要点”。[21](pxi)因此，通向历史知识的不是历史学家对于真正学科问题的所谓客观研究，应该说，历史学家所获得的知识是以他／她所使用的语言模式为条件的。对怀特来说，专业的编史工作产生关于过去的客观知识不过是投机的历史哲学和历史小说而已。对于一个连贯的叙述来说，任何超出事实的尝试都是一次“诗意的行动”，因此，“选择一种历史观而不是另一种历史观的最好根据是美学或道德标准而不是认识论的标准。”[21](pxii)“被简单地看作文字作品的话”，他谈到，“历史和小说两者之间的界限并不很明显。”[22]类似地，“神话和历史之间的对立是有疑问的，甚至是站不住脚的。”[22](p83)对于历史和小说之间界限的否定是法国文学评论家罗兰·巴尔特关于“历史论文”的评论文的中心。[23](p3-28)对安克斯密特来说，“科学是现代主义者的一切”[24](p166)，而对后现代主义者来说，“史学的隐喻因素比文学和事实因素更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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