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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西方史学的转折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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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0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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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们的工作着重依赖于经济学和人口统计学的资料，还利用计算机分析。另一方面，来自社会科学方面的历史学家承认社会中文化因素的重要作用。“历史社会科学”的德国学派在政治的社会分析中所从事的工作现在越来越多地考虑社会和文化的相互作用。《历史与社会》杂志成为对这些趋势进行品评和讨论的讲坛。
自18世纪以来，对阶级的经济分析也开始在革命运动的研究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如乔治·勒弗费尔和阿尔伯特·索布尔对法国革命的经济解释，和他们的非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阿尔弗雷德·科本和乔治·泰勒的观点，都被更多地强调文化和语言的新观点(里根·罗宾、弗朗西斯·弗雷特、林恩·亨特)所取代。正如林恩·亨特在她的《法国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1984年)导言中所解释的那样，构思于1976年的这一著作以“革命政治的社会史”为开始。但是“日益转变为文化的分析，其中政治结构成为历史的一部分”。[28](pxi)在威廉·休厄尔的1848年法国革命分析中，在加雷斯·斯特德曼一琼斯的英国宪章主义研究中和托马斯·奇尔德雷斯对魏玛共和国选民宣传的考查中，语言分析都占有重要地位。尽管他们同意卡罗尔·史密斯—罗森伯格的“语言的差异构成社会，社会的差异构成语言”[29](p84)这一观点，但是，对于福柯关于“不存在事实，只存在语言”[30](P183)的激进观点，他们都不敢苟同。
政治史的转型
随着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向社会科学转变和自70年代以来向文化科学方向的转变，政治史的重要性下降了。社会科学史的各种形式，如早在1945年之前，年鉴学派就对传统史学专注于政治史的做法提出异议。而且远离中央集权概念的新文化史也有意识地忽略政府。然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关于当前世界现实的盲目性。自1989—1991年[苏联]共产主义失败以来，国际关系的迅速变化已经使政治对于社会和文化的重要性很明显地表现出来。近来强调历史叙述多元化的史学理论肯定了它所反对的宏观叙述范畴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尽管现代化进程极其复杂且形式各异，然而谁都无法否认它作为现代历史发展重要因素这一事实。
在20世纪后三分之一时间内的史学中，虽然文化史成为新的强调重点，但是政治史、国际关系史、和平与战争史以及政治体制研究继续占有重要地位。政治史也继续与文献来源密切结合。不过，如上所见，在最近的法国革命史中，更多地强调文化和语言因素。在大屠杀的研究中发生了类似情况。早期研究曾把对犹太人的摧残看作巨大而复杂的行政过程，如拉乌尔·希尔伯格在《东欧犹太人的毁灭》(1961年)一书中描述的那样，对犹太人的屠杀只是由如阿道夫·艾克曼这样的官僚执行上级下达到桌面的命令。意识论者和功能主义者之间的长期讨论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在纳粹领导人有意识的决定中是否有种族灭绝的根源?在战争期间，种族灭绝政策是否是在无清晰计划的情况下发展的?但涉及到局部范围内的犯罪者和受害者时，双方都未能具体地解决大屠杀问题。最近的研究，比如克利斯托弗·布朗宁的《普通人，警察预备队101和波兰的最终解决》(1993年)便试图通过个别犯罪者的具体参与来研究屠杀问题。
关于现今历史研究现状的总结性思考
后现代主义批评家对客观性思想和历史方法的一致攻击无疑导致了对基于史料考察的严肃的历史研究的放弃。尽管学术和文学之间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但是，无论是否在政治、社会和文化史领域，很少有历史学家愿意放弃诚实地重建过去的承诺，例如西蒙·沙玛的《死亡的确定性》、《无保证的推论》(1991年)中就指出，诚实地讲述历史方面存在的大量问题。同时，在讲述历史事实的本来面目的可能性时，原来颇有把握的19世纪的专业历史学家不得不承认：同样的来源、同样的事件组合有不同的阐释，这些解释可以对同一主题提出不同的观点但并不一定互相驳斥。到西方历史和历史知识的积累取得直线进步为止的过去30年问，现代历史思想所珍视的幻想已经破灭。历史研究的范围已经被无限地扩大。对于政治权力中心和宏观经济、宏观社会过程的集中关注已经得到生活和文化诸方面的新兴趣的补充，以前这种新兴趣不在历史学家、至少是专业历史学家的想象之中，它需要有专门的研究策略。宏观和微观这两个标准绝对不是互相排斥的。我们已经指出，事实上，政治和社会史学家已经越来越注意文化的作用，文化史学家也开始关注集体的人赖以存在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与19世纪中期向20世纪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兰克传统所起的支配作用相比较，在通向21世纪的世纪交替时期没有出现新的支配性范式。相反地，我们看到了广泛的研究方法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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