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世纪之交西方史学的转折点 |
 |
时间：2009-7-24 13:50:04 来源：不详
|
|
|
有力……批评隐喻确实是一种既无意义又无鉴赏力的行为。只有隐喻才反驳隐喻”[24](p180)。因此，研究是不切题的，因为除了在修辞上之外，“真正的过去”并没有成为史学的一部分。
转向文化史和回归叙述
只有很少数的历史工作者同意巴尔特、德里达、怀特、安克斯密特和詹金斯关于“不存在客观标准”的观点。他们坚持认为，与历史小说相对比的历史著作必须产生于以学术界公认的客观标准进行的研究中。后现代主义反映了一种许多历史学家共有的普遍倾向。这一倾向部分地是一种对现代文明和科学的本性和质量的普遍怀疑论；是对在损害包括妇女和非西方世界的最大多数人口利益的情况下，宣布中上阶级的精英享有特权这一权力关系合法化、以史学或社会科学形式存在的西方历史科学的普遍怀疑论。因此，到20世纪70年代时，社会科学历史学家的旧科学气质被动摇了。在一篇写于1979年、目前很著名的文章《叙事史的复兴》中，劳伦斯·斯通指出，在20世纪70年代，历史的观察和写作方法发生了变化。作为社会科学史中心的“关于过去变迁的一致的科学解释”是可能的这一信念受到了广泛的反对。[25](p19)随着对“文化群体和个人意志至少既是变迁的重要动因，又是物质产量和人口增长的非个人力量”的确信，在它的位置上，出现了对人类存在的方方面面的兴趣。[25](p9)然而，尽管斯通极力否定“一致的科学解释”的幻想，但他从没有建议过历史叙述应当放弃它对合理调查和现实主义改造的主张。
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及其对历史写作的影响
我们已经提到，历史研究所表现的新趋势必须放在20世纪60年代及以后的政治气候背景中来理解，如：妇女运动的出现、民族意识的提高、为种族平等进行的斗争、反殖民主义和环境决定论，工业化、现代化西方世界的社会经济秩序和为之服务的社会科学的不足都指向了环境决定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史学内部的转化为历史学家态度的变化提供了重要指标。在苏联势力范围内对“布拉格之春”的镇压和西方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拒绝表明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处于深深的危机之中。但是，不但在西欧，而且在日本、印度和拉美，非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重要性都不可低估。[26](p388-420)与由安东尼奥·葛兰西、乔治·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鼓吹的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形式相比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性微乎其微。西方马克思主义保存了阶级斗争的思想、统治在社会关系中作为主要力量的角色，但是放弃了必然发展为无阶级社会的思想。
给马克思主义重新定位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涉及到对关于历史的传统经济解释的检验。20世纪二、三十年代，葛兰西在墨索里尼的监狱里所写的作品，根据传统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中发育不成熟的因素，解释了意大利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失败，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些作品在西方才被人知晓。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活力基本上并不仅仅依赖它的经济实力，而是依赖它凌驾于工人阶级之上的文化霸权。1923年，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就在关于资本“商品的盲目崇拜”的片断中看到了卡尔·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观念批判的核心。以他的观点，支配科学思想和社会科学思想的经验主义不能理解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20世纪30、40年代，产生于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法兰克福学派(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家”进行了相似的解释。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把文化转变为为经济目的服务的工业。他们提倡一种超出社会文化定性方面的可计量数据的科学。然而他们抛弃了卢卡奇的历史乐观主义。
可能没有一本关于社会史再定位的书的影响能比得上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年)那么大，至少在讲英语的世界没有，在此之外也没有。汤普森坚持了阶级概念和“阶级经历主要是由人们出身的或无意识进入的生产关系决定的”观念。[6](p9)旦是他强调，阶级不能被看作“‘结构’，甚至也不能被看作‘种类’，而应被看作在人类关系中……实际上发生的某种东西”。所以，英国工人阶级根本不是经济力量的产物(尽管在《共产党宣言》和结构主义、功能主义的社会学中，阶级主要是经济力量的产物)，而是来自特殊的文化传统的积极的行动者，它被创造的同时又创造了它自身。因此，他所依赖的是构成文化的定性因素，如文学、艺术、民间传说和象征主义。而且，汤普森极力反对把过去看作是未来阶梯的正统马克思主义。
但是，汤普森的史学方法很快受到文化马克思主义者的攻击。他们认为，汤普森没有完全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念划清界限。他们谈到，尽管他从文化的角度来看阶级，这种文化仍然集中于产业工人阶级，在这种文化中，那些与产业工作过程没有直接联系的工人阶级扮演着小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