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世纪之交西方史学的转折点 |
 |
时间：2009-7-24 13:50:04 来源：不详
|
|
|
角色。1976年创刊于大不列颠的《历史研究——社会主义历史学家杂志》于1982年把它的副标题改为《社会主义和女权主义历史学家杂志》，1995年则干脆去掉了副标题，力图通过扩大不断变化的社会中的工作概念及把家庭和工厂的妇女包括进去来弥补上述缺点。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殖民主义的历史观点，如拉丁美洲独立理论和印度下层研究提出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提倡历史发展的观念，这与把现代化理解为西方化的资本主义作品类似。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文化研究》(1978年)中指出，西方学者不是根据历史知识而是依据偏见杜撰了阿拉伯文化，把一个文明的西方与一个落后的、需要西方化的穆斯林东方相对照。把女权主义、心理分析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在一起的后殖民主义者的作品认为，必须把阶级、种族和性别种类放在它们的相互作用中来看待。后殖民主义者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阶级冲突的观念遗漏了对福柯所指的渗入社会生活和文化方方面面的无比复杂的微观权力网的力量分析。
从宏观历史到微观历史
尽管很少有社会历史学家能够被看作后现代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后现代主义和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中心思想却对日益向文化史转变的社会历史作品产生了很大影响。统一的思想或历史倾向让路给向小单位、地方和边缘的集中关注。这种相同的定位破坏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可信性，即使现在对压迫已有了不同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对被压迫者的承诺仍然充满在大量新的文化定位的、常常以“穷人和地位卑微者而不是伟人和有权势者的生活、情感和行为”[25](p19)为主题的社会历史中。人类学和符号学取代社会学和经济学而成为社会史的主要辅助科学。但是，人类学经历了一次巨大的改变。尽管经典人类学，例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布罗尼斯拉夫·马里诺夫斯基的人类学，倾向于对“原始”和“永恒”社会的静态分析，而现在的人类学家则日益变得用历史的观点分析问题。他们认为，所有的甚至最“原始的”文化、进化和现代社会都是人类学研究的适宜主题。同时，历史学家日益转向解释的文化人类学。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这样表达：“由于相信马克斯·韦伯关于人是悬挂在他自己编织的重要性的网中的动物这一论断，我把文化看作那些网，从而，对它的分析不是摸索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寻找意义的解释科学。”[27](p5)
20世纪80年代德国的这一史学转变采取了日常史的形式。这种形式试图重建较早的前工业时代和现代工业时代的普通人的经历和情感(汉斯·梅迪克、阿尔夫·路德特科、卢兹·尼塞姆)。在意大利，历史学家以Quaderni Storoci期刊为中心发表了一系列著作和文章，为微观历史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种微观历史把历史研究缩小到可以确认的个体，并从中产生一种这些个体的关系网赖以形成历史。微观历史学家想用抄本和记录谈话对象言辞的询问记录来获得对个人体验的更充实的描述，取代旧社会史赖以创立心理史的许多计量数据。除意大利外，伊曼纽尔·勒胡瓦·拉杜里在《蒙塔尤》(1975年)中通过这类记录获得了14世纪一个村庄个别村民的生活和情感，而纳塔利·戴维斯在《马丁·盖尔的归来》
(1983年)中则用法院记录来集中讲述16世纪法国农村的性别问题。
然而，转向微观历史的新定位并不意味着必须与社会科学决裂。福柯反对理论能够被验证的思想，因为按他的观点，验证标准来自代表权力制度的社会科学修养；吉尔兹认为，任何从理论定位的问题着手进行历史问题研究的尝试都会歪曲这一问题，必须代之以把问题非理论地置于一个不同世界的“厚描述”中。这有效地废弃了历史研究的传统形式。但是，金兹伯格和列维都不想走这么远。对他们来说，微观史学并不完全反对经验主义的社会科学，只是强调支持验证它们的结构、反对小规模存在的事实的方法需要。列维希望以局部标准来证实已确定的假设，在这一条件下，他在《继承权力：一个祓魔师的故事》中所关注的事就是社会科学性的。他关注的中心是村子里权力关系的模式。在对土地购买的研究中，列维对非个人的市场力量和现代状态机器的发展在何种程度上决定这些权力关系提出了疑问；他指出，理解农民世界的决定性因素是“无形的或象征性商品的保存或传送：权力或威望”。①这与吉尔兹的“厚描述”的概念相比，列维更接近于皮埃尔·鲍迪奥的“象征资本”概念。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史和文化史之间的分歧开始显著缩小。一方面，有一些重要的微观历史著作强调人类学的文化因素(梅迪克、戴维·萨本)。尽管这些历史学家对于系统的社会科学进行了有保留的表达，但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