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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牍法制史料概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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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1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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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很多，如《新简》EPT50·44、EPT59·410“行塞举”，《合校》126·26“卒兵举”，《合校》145·5“吏去署举”，《新简》EPT52·83“邮书课举”等。有关逮捕事宜者有“逮书”等。⑥
各式官私文书在司法诉讼中都有可能成为书证，但有些文书是专为特定的律令条款而设，二者相互对应，此为狭义之书证，简牍所见如：
“守御器簿”是各级屯戍组织配备守城防御器材的账簿，如肩水金关遗址出土的 EJT37·1537至1558简《橐他莫当隧始建国二年五月守御器簿》即是。⑦与此类“守御器簿”相应的法律条款为“守御器品”，《散》203简见“郡、都尉、候障、亭隧守御器品”即是，它是各级军事屯戍组织配备守御器具数量、品种的规定，也是核查守御器具的依据。诉讼发生时，“守御器簿”即成为书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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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简》EPT68·68至76。
② 《新简》EPT68·57、58。
③ 《新简》EPT68·56。
④ 参见李均明《居延汉简诉讼文书二种》，刊于《中国法律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⑤ 详见大庭脩著、徐世虹译《汉简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0—66页。
⑥ 《新简》EPT51·470。
⑦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博物馆：《汉简研究文集》，第144—145页。
“吏日迹簿”是边塞候长、候史日常巡逻活动的统计，如《新简》EPT56·25：“候长充、候史谊，三月戊申积(当为“尽”字之误)丁丑积卅日，日迹从第四隧南界北尽第九隧北界，毋兰越塞出入天田迹。”此类统计是当时执行《北边挈令第四》的书证。《合校》10．28：“北边挈令第四：候长、候史日迹及将军吏劳二日皆当三日。”可想而知，如果无相应的“吏日迹簿”作为书证，则《北边挈令第四》无法实行。
债券为买卖契约，是处理债务关系的司法书证，如《合校》26·1：“建昭二年闰月丙戌，甲渠令史董子方买鄣卒□威裘一领，直七百五十，约至春钱毕已，旁人杜君隽。”一旦打官司，法官即以债券为书证执行有关法律，所以债券形成后不能随意修改，《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贼律》：“……诸诈增减券书，及为书故诈弗副，其以避负偿，若受赏赐财物，皆坐赃为盗。”
“先令券书”是古代遗嘱的称谓，《散》1078至1094简所见为一“先令券书”册，当为遗嘱抄件(因篇幅太长，文略)。汉律对其书证作用有明确规定，如《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民欲先令相分田宅、奴婢、财物，乡部啬夫身听其令，皆参辨券书之，辄上如户籍。有争者，以券书从事；毋券书，勿听。”表明如果无此书证，相关法律便无从执行。
以上仅举数例说明。司法书证种类繁多，乃为法制史料中潜力最大的一类，尚待进一步发掘利用。
三、简牍法制史料与历史研究的密切关系
简牍法制史料不仅对研究战国、秦汉乃至魏晋时期的法律制度有重大意义，也为同时期历史研究的各个领域提供了翔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正如何兹全先生所云“存世的历史文献是有定数的，地下埋藏的甲骨、金文、简牍却是无限量的，可能是极丰富的。中国历史学的开展，有赖于地下埋藏的简牍”①。甚至外国学者也能站在全球的角度庆幸简牍史料对历史研究的贡献，如鲁惟一先生认为简牍与帛书“是我们所拥有的渴望已久的材料，从而使我们比研究其他历史时期的同仁们要幸运的多。近年来发现的木牍、竹简和帛书大大地促进了汉代历史的研究，它对于我们的用处不下于甲骨文、克里特岛‘线形文字乙’和以色列‘死海古卷’的发现”②。简牍法制史料自然包含其中。
首先，法制史无疑是历史研究的一部分。中华法系早已闻名于世，但简牍史料出土之前，研究中华法系的史料主要是《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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