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清廷实行新政，而1905年日俄战争则促使清廷实行预备立宪，这意味着由当权者即社会精英推动的政治改革付之于实施。显然，为了和负面的“民作主”区别开来，以精英为主导的学习西方制度必须赋于准确的名义。特别是日本战胜俄国，在清廷和士大夫心目中是君主立宪制战胜君主制的证明，清廷也马上组织五大臣出洋考察预备立宪，社会精英参政意识空前高涨，君主立宪不可阻挡。这正是1906年“共和”一词使用高峰的原因。而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帝制推翻后将西方代议制引进中国乃当时大多数社会精英(城市化的绅士)所推崇，反映在文字言论中就是“共和”压倒“民主”。由此我们亦可以看到，新文化运动因袁世凯称帝及民初政治危机而引发，在新知识分子心目中，这不仅是精英式共和制度的破产，甚至连“共和”这个词本身也因为君主立宪被称为“虚君共和”而蒙上阴影，于是必须用新的词汇表达理想的西方政治制度了。正是张勋复辟引发了有关共和制度的大辩论，辩论中帝制被等同于虚君共和，这样，“民主”和“共和”就成为当时辩论双方两种对立的政治主张。也就是说新知识分子掀起新文化运动时，是用“民主”来反对、甚至取代绅士所主张的“共和”的，正是在这一条件下，“民主”在新文化运动早期才能与“科学”相提并论而突现出来。而且新文化运动中“民主”的含义和1915年前最大不同在于：1915年前民主观念是包涵共和的，之后，“民主”和“共和”互相排斥；只有这样，“民主”作为新知识分子反对旧精英的政治符号才显得格外有力．新文化运动之后，“共和”在中文政治术语中的使用不断减少，包含在共和观念中的精英式代议制、宪政和权力制衡也被遗忘了。而在和共和对立的民主观念中，突出的只是大众参与和民选国家元首制度，至今它仍然支配着大多数中国人对民主的理解。
四 从个别观念到观念群：在新名词的背后
艾克顿有一句名言：“最激励人的莫过于去发现观念的来源。”在上述民主观念的分析中，我们展示了如何利用数据库方法、关键词意义的统计以探讨某一个现代政治观念从起源到形成的全过程。1999年后，我们系统展开了这方面的探索，通过“群”、“社会”、“个人”、“权利”、“经济”、“科学”、“公理”等关键词统计分析。讨论了若干重要现代政治观念在中国的起源和演变。例如从考察用什么词翻译rights研究中国的权利观念的起源和演变。[14]又例如从“群”到“社会”、“社会主义”探讨西方社会观念如何进入中国，[15]通过“天理”、“公理”到“真理”这三个词汇的统计发现表达政治制度正当性的观念变化，[16]用“格致”和“科学”这两个关键词意义变化分析中国近现代科学主义的结构，[17]以及为何用“经济”译economy并揭示表达社会组织蓝图的内在理念[18]等等；还发表了有关中国个人观念起源的论文[19]。换言之，我们从研究一个观念的演变开始进入到研究一组近现代政治观念的起源。虽然这一系列观念中每一个都有其特殊性不能用其它观念起源机制来代替，但对这一系列新观念起源和形成过程进行比较，立即发现它们存在着结构上的类似性。
为了说明这种结构上的类似性，让我们来看看代表西方现代性核心价值的个人权利观念是如何在中国起源的。表面上看，用“民主”来表达democracy和用“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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