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这一阶段与权利观念相关例句，亦可以看到20世纪初权利观念与1900年前最大的不同正是权利主体的复杂化。1900年前不仅权利主体是国家，而且中文里权利观并不包含西方自然权利观念。正是在第二阶段因中国接受了个人观念，西方自然权利观念传人了，中国人所理解的权利观念才开始接近西方rights的原意。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如果没有以个人自主为基础的权利，国家自主、民族独立则是不可能的。如1901年就有这样的言论：“一部分之权利，合之即为全体之权利；一私人之权利思想，积之即为一国家之权利思想。”[21]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曾这样提到：“如彼希腊人及斯拉夫人，虽能立地方自治之制，而不能扩充之。其能力全集注于此最小之公共团体，而位于此团体之上者，有国家之机关；位于此团体之下者，有个人之权利，皆非彼等所能及也。”[22]这里，原先被认为是以国家为主体之权利是由个人权利合成，即个人权利已成为国家权利和政治制度正当性的基础。

为什么这一阶段的权利主体会由原先代表国家转变为个人呢?初步找到的原因有以下两方面：一是受当时盛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所致。梁启超在《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一文中说：“盖西国政治之基础在于民权，而民权之巩固由于国民竞争权利寸步不肯稍让。”[23]又有人这样论证：“权利何自生?曰：生于强。……人人欲伸张己之权利而无所厌，天性然也。是故权利之物，必有甲焉先放弃之，然后有乙焉能侵入之”；“夫权利之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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