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中，人们住往会对如下事实感到奇怪：为什么西方近现代政治观念传人中国过程中，一开始使用的音译大多都没有在中国扎根?例如在1885年出版的《佐治刍言》这本几乎是介绍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著作中，economy直接音译为“伊哥挪谜”[24]，但这个词始终没有被中国人接受。其实用音译西方观念早在明末已出现①，但最后大多仍以中文里原来就有的词汇来定名。一旦我们认识到中国接受西方近现代政治观念大多都经过三阶段，这个问题即迎刃而解。

由于第一阶段是用中国原有观念的格义对相应西方近现代政治观念部分意义作选择性逼近，故一定是用中文里原有的词翻译西方近现代观念。但这些词汇固有的含意已在中文里广为人知，用其作为翻译代表西方观念的政治术语，后果必定是对西方观念原意的歪曲或选择性吸收，用“权利”译rights就是典型例子。这时往往出现一词对应多个同类型的西方观念。我们前边分析过的“民主”在早期使用时，曾包含democracy和republic两个观念，又如“格致”一词在19世纪后期同时指涉science和 technology，都是一词对多意的表现。

只有当第二阶段的来临，人们才普遍意识到如果采用中文里古已有之的名词来指涉西方观念，无可避免地会把中文原意投射到西方观念中，往往会带来望文生义问题。认识到原有的翻译不能准确表达相应的西方观念，就不得不运用新词。1902年，就有人主张，对这些新名词所发凡的新意义，应学西方那样另造名词。因为“夫我中国即无固有之名词以冠之。亦不妨创一新名词。如泰西近今有新发明之事理。即创一新字以名之也。若必欲以我国古名词名泰西今事理，恐亦不能确切无遗憾。”[25]故第二阶段住往也是用多个中文词翻译同一西方近现代观念或区别该观念不同层面含义的时期，出现“多词对一义”。如“民主”与“共和”同时使用，“格致”和“科学”并用，力图用“民直”取代“权利”等等都是例子。对e- conomy的翻译亦是如此，第一阶段是将其纳入富强，显然“富强”不能表达economy准确含义，故第二阶段出现用多个词汇，如“生计”、“国计”、“财经”、“经济”来翻译相应西方观念(图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