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观念有利，但用多词对应同一观念又会带来新的问题，这就是用词混乱以至于人们不能准确把握观念。1913年就有人这样论述，中国人“喜用新名词，而不究其意义，如民权自由共和专制者，今人人之口头禅也，而明其义者盖寡。故一方面有以抵抗法律为民权，破坏秩序为自由，盗贼当事为共和，执法不阿为专制者，而他方面则以个人之命令意见为法律，而强人以遵守焉”[27]。事实上，这一问题到第三阶段不再存在。因为只要对第二阶段学习结果进行重构，一方面是对西方相应观念诸多方面进行处理融合为一中国式新观念，其后果是再次出现用一个确定的关键词表达该现代理念。另一方面必定是该关键词本来意义被新一代人遗忘。

事实不正是如此么?五四后“民主”取代“共和”，“经济”取代“生计”以及科学变为唯物论和科学主义都是例子．第三阶段是对第二阶段学习结果的创造性重构。由于重构，第二阶段的多词对应同一观念现象不再存在。在第三阶段由于这些观念有了明确的新含义，导致该词在中国现代汉语中不再具有古汉语的意义。今天中国人熟悉的表达西方现代观念的词大多是新文化运动中对西方相应现代观念重构的结果，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不仅熟悉这些词的中文原意，而且更习惯用不同的词更准确地表达西方原有观念。但是今天还有多少人知道“民主”在中文里本是皇帝，“科学”本意是科举学校，即使分科之学亦来自科举呢?很多人只有去查汉浯大辞典才能发现：“经济”本是儒学经世济民之才能!

新名词和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想传人中国三阶段的关系还有助于我们检讨另一个公认的观点：中国现在使用的很多词汇来源于日本对西方近现代观念的翻译．目前用数据库方法来探讨中日近现代思想的互动刚刚开始，我们还不能对上述观点进行检验．但在时间上第二阶段正好同大量日本著作中译重合，这使得我们有必要从中国接受新名词的机制上重新探讨日译西方观念对中国所起的作用。1918年出版的《新名词训纂》中列举了当时流行的近八百个新名词，从“宪法”、“文明”、“哲理”、“教育”到“干事”、“基础”、“植物”，应有尽有，其中大多数是被今日学者认为从日文中引进的；而作者却指出其每一个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出处。[28]因此，很可能日本用某一关键词译西方近现代政治观念和中国存在着相同的机制。

————————————————

    ①  如艾儒略(Julius Aleni，1582—1649)把西方哲学称为“斐录所费亚之学”。见李之藻等编：《天学初函》(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5；影印金陵大学寄存罗马藏本)，第1册，第31页。

由于符合三阶段说的近现代观念和词汇相当多，我们认为，通过关键词统计分析而发现的近现代观念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