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思想文化史研究

以经学为核心的思想史研究，依然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其中有三部著作，都是很有深度的精专之作：刘厚琴《儒学与汉代社会》[74]，庞天佑《秦汉历史哲学思想研究》[75]，孙筱《汉代经学与社会》[76]。特别是孙筱的著作，可以给读者以深刻的学术启迪。书名大致相同的著作，2001年有晋文、张涛所著的两部，已经给我们以惊喜；孙筱新著的气势和一家之言似乎有更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就个人的感觉而言，此书可以称之为孙筱的“一鸣惊人”之作，甚至誉为近年间汉代经学研究的代表作亦无不可。本书分四章：“新秩序与旧制度——两汉经学兴盛的历史背景”、“传统的文化与文化的传统——两汉经学的文化渊源”、“经学的传承与经说”、“通经致用下的汉代社会”，共27万字。作者学术视野开阔而又具备识断之力，不能不使人佩服。他大量援引清儒和近现代学者关于汉代经学的论断，既表明学有所承，又不为所限，在取舍评骘之际，颇见裁断功力。在致力于宏观研究的前提之下，他提出了许多值得注意的新说。如，出于对学术史研究的思考，他明确提出了学术发展的“内纯致治法则”，并把它作为诠释经学与其他先秦诸子学说的圭臬。“内纯是指一学说或学派在其发展过程中，必须不断地纯洁自身，不断地寻找理论内核合理性。” “致治是指一学说或学派在其发展过程中，必须不断地开发自身，不断地寻找功能的实用性。”他认为，这一法则的确立，便于区别学术与宗教。他把汉代经学的发展看作为儒学的“内纯致治”过程。又如，他把秦汉政体形式的变化冠名为“土坯型政体到框架型政体”，继而提出了“秦制——汉政”之说。他提出，“秦法的根本原则在于强调对人民的管理，而汉法的根本原则更强调人民自治。”上述两说，或许在论证上都存在着继续深化的空间，但确实发前人之所未发。此外，性情凸现、文采照人的《后记》，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把现代史学研究分为三类：工匠治史、文人治史、学者治史，而对自己的定位是“志大才疏者必尚新求奇，必立说以成体系”。或许是笔者孤陋寡闻，如此鲜活生动的《后记》，近年间实在所见不多。

总论经学的论文，有两篇文章值得注意：王承略《论两汉经学发展的五个阶段》[77]，指出经学发展有其内在规律，据此将汉代经学划分为初起、今文经学极盛、今古文经学对立表面化、今古文于对立中开始走向融通、集大成局面出现等五个阶段，并对各阶段的经学问题加以点评。林存光《汉代儒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分析与批判》[78]，指出汉代儒学存在着特定的意识形态功能，文章具体分析了它在三个方面的表现，认为进行这样的分析和批判有助于加深对儒学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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