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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中国大陆秦汉史研究综述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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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5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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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经学的论文，可举出下列数篇为其代表：杨天宇《略论汉代的三年丧》[79]，该文认为三年丧始于商周，但到春秋战国时已很少有人实行。汉文帝临终时曾制短丧诏，而自武帝时即有服三年丧的情况，到西汉后期服三年丧的渐多，东汉遂成风气。概括地指出汉代统治者的政策诏令虽有前后矛盾或不一致的地方，但总地来说却是持鼓励、支持的态度，甚至带头服三年之丧。探讨汉代服三年丧的风气、统治者所持积极态度的原因在于汉代盛行经学，而东汉统治者特别提倡名教礼法使然。王四达《论汉礼的兴作在经学演进过程中的三次跃迁》[80]，则对汉代礼学的发展历程，作了很好的分析。胡旭《经学与政治的功利情结——从<春秋>三传的沿革看两汉经今古文之争的政治内涵》[81]，认为从《春秋》三传在两汉时期的沿革，反映出西汉时期政治更多的依赖于经学，而东汉时期经学更多地依赖于政治，两者的关系是互为功利的。宋艳萍、莫永红《秦汉政治史观的演变历程》[82]，具体考察了秦汉时期的三种主要的政治史观（五德终始说、汉为尧后说、三统说）的形成与变化过程，并分析了历史政治化形成的社会背景，以及此后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张涛的《秦汉易学思想论纲》[83]指出：秦汉易学思想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秦代、西汉前期、西汉中后期、东汉前中期、东汉后期五个阶段。《易传》是秦汉思想的内在灵魂和重要源头，易学研究和运用是秦汉思想发展的重要载体，易学思想则是秦汉思想发展的主潮、主旋律。一部秦汉思想史，可以视为秦汉易学思想的衍扩和伸展。高新民《〈淮南子〉易学思想简论》[84]，认为《淮南子》具有浓厚的易学思想，对易学的推衍以及以“易”推理，推动了易学在汉代的发展，从而确定了它在中国古代易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董治安《两汉文献中的经籍传注——<两汉全书>编纂杂识之一》[85]，指出两汉文献中经籍传注占有很大的比重，它们所作出的系统注解，是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学术著作；它们的应时产生，反映了经学发展对一般古籍研究的影响，以及经学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汉代社会之多元文化的发展。黄朴民《何休著述叙要》[86]一文，对东汉后期著名今文经学家何休的著述情况进行了考证与论说。指出何休著述的重点是在《春秋公羊学》领域，同时旁涉其他经传。就著述的体裁来说，有注疏之作，有纯学理的论著；就著述的性质或特点而言，既有论战性的文字，也有正面阐述自己基本理论或观点的篇章。它们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了何休的思想体系。向晋卫《东汉末年的“求真”思潮》[87]一文，认为东汉末年出现的“求真”思潮，构成了当时思想发展的主要趋势。它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其表现形式是多方面的，其产生的后果也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儒家思想自身的修正与道家思想的兴起。
关于地域文化研究，以齐鲁为独盛，出现了三部代表性成果。其一是孟祥才、胡新生的《齐鲁思想文化史（先秦秦汉卷）——从地域文化到主流文化》[88]，是山东省“九五”社科重点规划项目的第一卷。全书56万多字，其中的第四、第五两章讨论秦汉时期的问题，约占三分之一。作者注意充分发掘文献资料的价值，研究齐鲁思想文化的内涵与基本特点，分析它由区域性文化演变为主流文化的过程和原因，力图阐明齐鲁文化在构筑主流文化进程中的主要贡献。其二是《齐鲁文化研究》的创刊。这是由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筹办的，作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的特辑推出，其第一辑于6月出版，编委会主任是著名秦汉史学家安作璋。它精选了参加“全国首次齐鲁文化研讨会”的会议论文42篇，涉及自古到今齐鲁文化的若干问题。其三是宣兆琦的《齐文化发展史》[89]，作者认为对地方文化的研究，必须置于社会文化普遍联系和动态发展的体系之内来展开，因此，他对齐文化发展的历史定位、地域环境、自身的发展历程等一系列重大学术问题，给予深入的探讨和富有新意的评说。讨论的重点是在春秋战国时代，把齐闵王时代的国势衰微、蓟下学士云散、吕不韦在秦国主持广招贤才等因素综合到一起，得出了战国中期文化中心开始由齐都临淄向秦都咸阳转移的结论。作者还对齐文化的下限加以阐述，他批评了以公元前221年秦统一、或以秦亡汉兴为齐文化消亡的说法，认为齐文化没有也不会随着齐国田氏政权的消亡而泯灭。他指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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