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与简牍、封泥、汉碑与汉画相关的重要成果有：曹旅宁《秦律新探》[144]，约28万字，是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丛书之一。他充分利用出土的云梦睡简、龙岗秦简资料，并与张家山汉简相比照，征之以传世文献，对秦律的起源、秦律中的家族法及阶级法、秦律中的刑罚、秦汉法律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他另外发表于《学术研究》第4期的《论秦律中所见的家族法》、《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9辑的《释秦律葆子兼论秦律的渊源》、《法律史论集》第4卷的《睡虎地秦简中的“定杀”与“毒言”考释》三篇论文，其实是脱胎于该书的相关章节。张铭洽《秦简〈日书〉之“建除法”试析》[145]，利用云梦睡虎地秦简和天水放马滩秦简中的三份《日书》资料，对重要的神秘文化和风俗事项“建除法”，做了三个方面的分析：秦、楚“建除法”之异同及融合；“建除法”与古代天文学的关系；“建除法”在史学、简牍学中的运用。张铭洽、王育龙《西安杜陵汉牍〈日书〉“农事篇”考辨》[146]，报道了2001年在西安市南郊杜陵原一带出土汉牍《日书》的消息，对177字的牍文加以释读考辨，推测墓主生前有可能担任大鸿胪或大司农之类的高官，并分析了它的社会历史价值——它是西汉时期民间意识形态和神秘文化官方化、统一化，并与社会礼仪制度相结合的有力佐证，它反映了汉代社会神秘文化融入政府各项活动之中的事实。这种精深的研究，对于推动秦汉神秘文化、风俗文化研究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此外，蔡万进的专著《尹湾汉墓简牍论考》[147]，以及以下列举的论文：连劭名《云梦秦简<诘>篇考述》[148]、戴念祖《秦简<律书>的乐律与占卜》[149]、王辉《秦封泥的发现及其研究》、[150]周晓陆、路东之、刘瑞、陈晓捷《秦封泥再读》[151]、刘昭瑞《论肥致碑的立碑者及碑的性质》[152]、陈迪《从南阳汉画看汉代的傩文化》[153]、赤银中、张朝霞《阴阳五行思维模式与南阳汉画》[154]、王明丽、牛天伟《从汉画看古代雷神形象的演变》[155]、陈江风《汉画像反映墓主生前生活说辨析》[156]等，都就所论问题，做了精彩的论述。

秦汉帝王陵的新发现和研究成果，同样令人兴奋。

袁仲一《秦始皇陵的考古发现与研究》[157]，是对多年来秦陵考古与研究的总结之作。秦始皇陵考古队《秦始皇陵园K0006陪葬坑第一次发掘简报》和张卫星《秦始皇陵百戏俑的彩绘纹饰》一文的同时发表[158]，徐卫民的专著《秦公帝王陵》[159]和论文《秦公帝王陵发展演变的特点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160]、以及韩国河《秦代墓研究的几个问题》[161]等有深刻研究见解的论著，共同把学术界的注意力一次又一次凝聚到秦陵研究上来。

西汉安陵的调查取得了重大收获，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汉安陵调查简报》与孙铁山《关于西汉安陵的新发现》[162]一文，同时发表，对于研究汉代帝陵问题，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程林泉、韩国河合著的《长安汉镜》[163]，该书是第一次对长安地区墓葬出土的汉镜（有少量战国、秦代铜镜）进行全面研究。作者力图建立起长安汉镜的演变发展序列，并寻求铜镜在发展中的时代特征和区域特征。共收录近年来出土所得的336面铜镜，图文并茂，重点突出，附录周全，是一部融学术性与资料性与一体的好书。

回顾一年的研究概况，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大陆秦汉史研究正在沿着克服浮躁之风、拓展研究领域、推进研究深度的方向前进。在历史学无望成为“显学”的今天，一直为学人所期盼的学术繁荣局面，只有依靠我们淡泊名利、潜心著述，才能促成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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