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鹤泉《汉明帝研究》[98]一书，约21万字。如果仅仅把本书称之为“皇帝评传类”图书中的上乘之作，恐怕低估了它的研究特性和水准。对传主的选择，就显示了作者的眼光高远。近年间面世的皇帝类图书，多以开国之君、多欲雄主、亡国昏君为传主，是因为他们最容易引起读者的关注。古人有“开创不易，守成尤难” 的明训，而自古以来对守成时代的研究就是薄弱环节，大概与距离社会“兴奋点”稍远有关。汉明帝是以进取之心而守成有成的统治者，理应得到史学研究者的更多关注。张鹤泉以汉明帝为研究对象，是填补了一个重要的学术空白。作者的研究思路，是以汉明帝统治的18年为研究中心，借此对东汉立国以来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与边疆问题的来龙去脉加以全面的剖析。他的视野没有局限于传主，而是把汉明帝的“永平之政”作为光武帝“建武之政”的延续和升华，既讨论了其间的联系，更注意发掘永平之政的特色，并有意识地揭示其对章帝时代的影响。如，论及汉明帝制定国家礼仪，作者首先指出，“是借鉴了光武帝的经验”，随即针对范晔赞颂章帝“专命礼臣，撰定国宪”之说加以分析，“他没有看到汉章帝的措施，实来自于汉明帝，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这种研究和表述方式，不仅体现出作者的宏观把握能力，更重要的是突出了历史发展的脉络。张鹤泉对边疆与军事制度素有研究，因此，“稳定周边少数民族与东汉国家的联系”一部分，写得有声有色，自在情理之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制定、完善国家重要礼仪”一部分，关系到永平之政的根本，因属于礼制其难度极大，作者知难而上，把主要的礼仪制度的沿革做了条理清晰的分析。从而使本书显得布局合理、重点突出，它以有限的篇幅，为人物研究的发展方向，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此外，张大可、徐日辉《张良、萧何、韩信评传》[99]、季镇淮《司马迁》[100]、施觉怀《韩非评传》[101]三书，也加深了对传主的研究深度。
较有新意的论文，可以举出下列数篇：董恩林《秦始皇与隋文帝比较研究》[102]一文，依据“衡量历史人物的标准，主要应该看他的作为是否有利于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的根本前提，对秦始皇和隋文帝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从上述标准来看，隋文帝在历史上的地位应高于秦始皇。与董恩林论史的冷静相比较，笔者更喜爱谭前学论史的激情和意在言外。谭前学的文章《试论秦始皇的法外擅权》[103]，绝对是值得一读的妙文。他指出，在完成统一之后，秦始皇“无论在立法上还是司法上，他的随意性均越来越大，经常表现出严重的‘法外擅权’行为。”而且这一现象长期被历史学家所忽略。他具体分析了秦始皇法外擅权的表现：（1）不按照法律规定，以自己的喜怒任意定罪行赏、滥杀无辜，致使公布的刑法成为具文。（2）以个人喜怒、任意迁徙，大兴大作，乱作威福。他还指出了秦始皇喜欢法外擅权与韩非鼓吹的极端君主专制理论有直接的关系。其结果是“不但破坏了秦的法制传统，使本已残酷的法律因君主的随意性而变得更加暴虐，同时也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灾难。” 邵金凯《贾谊政治思想的再发现》[104]一文，探讨了贾谊政治思想的精髓和时代价值，指出他的政治思想与秦汉中央集权新体制紧密相连。贾谊论秦之过的重点落在秦“不改暴政”上，而暴政是由“弃礼义”造成的。因而他为汉王朝设计的“仁义之政”、重建礼制的治国大纲，为大一统体制找到了新的发展道路，也是贾谊政治思想的核心。对于这一价值，尚有待于今人的“再发现”。梁锡峰《汉元帝与经学》[105]，对汉元帝对经学的贡献有较多的肯定，认为通过习经重儒、任用儒师以治国的方式，使儒学彻底取代了“霸王”之道。只是对以儒治国的实际状况缺乏有始有终的观察和分析。汪高鑫《论刘歆的新五德终始历史学说》[106]，在对刘向、刘歆父子的学术异同加以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新五德终始说的创造者是刘歆而非刘向；刘歆的新五德终始学说与政治变革密切相关，又有充分的历史依据，其丰富的历史思想，有深入研究的价值。边家珍《论扬雄对先秦儒学的继承与发展》[107]一文，指出扬雄为从学理上树立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学为学术正宗的观念做出了巨大贡献；针对董仲舒以来的神学泛滥的局面，扬雄极力宣传儒家的人本主义理念，丰富和发展了先秦儒学的内涵；在儒学指向上强调了“内圣”理路，拓展了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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