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在秦朝齐文化曾经相当活跃，到西汉前期，以齐地黄老之学的崛起为标志，齐文化出现了勃兴之势。至于总论地域文化的文章，下列诸篇各有特点：谢子平《秦汉之际区域文化的冲突与整合》[90]，认为秦朝的政治统一并没有带来文化的统一，秦朝对关东地区的暴力统治政策以及秦皇父子的暴虐行为，加剧了以区域文化为依托的抗秦运动；汉朝采取宽缓的文化政策，导致区域文化个性的逐渐消亡，在融合的基础上凝聚成一个新的文化系统，最终铸造了汉文化。周立升《秦汉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91]，指出在秦汉时代，伴随着文化的地域性的逐渐减弱，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得以形成；这一文化体系所崇尚的兼容并蓄、经世致用、成就完善人格的精神追求，使它保持了自我更新的活力。李剑林《从〈汉书·地理志〉透视区域风俗文化的形成与演变》[92]，指出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对风俗文化进行了区域划分，对区域风俗文化的特征及内部差异加以总结和对比，并分析了自然环境、政治经济背景、历史传统等因素是区域风俗文化形成和演变的主要原因。臧知非《周秦风俗的认同与冲突》[93]，所论第一个问题属于老生常谈，而“秦与六国风俗差异的比较分析”、“用法律手‘匡饬异俗’的功能分析”两题，都有独到之见。他的结论 “汉初六国古俗的活跃绝不意味着风俗变迁向着多元的状态迈进，而相反，……更多的是彼此的认同和吸纳。这既是统一帝国之下风俗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各国风俗的同质性所决定的。” 也是值得研究秦汉地域文化的学者深思的。谭前学《试论汉代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交流》[94]，汤其领《汉代徐州地区的宗教传播》[95]，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见西域诸国的人种和语言、文字》[96]等论文，从选题到论证，都富有开创性。
五 历史人物研究
这一领域的研究，很难取得突破性成果。其原因，一是它的学术积累太过丰厚，甚至有陈陈相因之感；二是研究的重点对象集中在帝王、政治家、思想家的身上，很难从选题上给人以新鲜感。本年度的两部专著，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人物研究的先天不足，让读者可以领略其中的别有洞天。
朱绍侯、龚留柱《盛衰苍茫——汉元成二帝传》[97]一书，约31万字。据朱绍侯《后记》所言，在共同商定提纲之后，具体写作由龚留柱完成。这是对西汉由盛转衰全过程加以细致论述的第一部著作。作者把汉代元、成二帝置于社会大转折的背景之下给予评判，关注的是盛衰转变的几个关键——儒家思想成为政治的主导思想、皇权的衰弱、对外政策的收缩、土地兼并的加剧和社会矛盾的加深。儒学与政治的关系，是汉元帝评价的难点之一。作者指出：儒家“遇上了元成二帝这样柔弱、昏庸的君主，因此其积极因素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而其消极的方面却得到恶性发展。汉元帝实际是一位叶公好龙式的儒家信奉者，他并不真正信任、重用正直的儒臣，而是把大权交给了乱政的宦官，儒家的正确主张并没有被采纳、执行。”“汉元帝对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识没有学好，对儒家的迂阔、虚伪、两面派的手法却学到了家。”类似评论，不以出语惊人为追求，却自有平实立论的感染力。本书对汉末的辅政体制、儒生政治的论述，都是较有深度的。如果谈到它的不足之处，首先在史料的引用方式上，存在着原文与白话译文并存、而且在出注格式上不作任何区别的问题。这可能是作者有意识照顾大众阅读的需要，但造成了某种程度的表述不规范。其次，在三级标题的安排上，拘泥于“四字为句，二句为题”的文字模式，尽管形成了表面上的整齐划一，但造成了缺乏灵动、勉强拼凑的遗憾。如，“通王犯忌 京房亡身”一题，如果少加几字把“交通王侯”的汉家之禁表述清楚，可能就比突兀的“通王”效果为好。此外，在内容安排上，把“诏罢珠崖与平定羌乱”与“矫制发兵的功与罪”一同并入“昭君出塞”的题目之下，是否妥当，也值得推敲。当然，从总体来看，本书深化了西汉后期政治史的研究是毫无疑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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