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敏以长者身份多次呼吁重视张家山汉简的研究，《河南大学学报》得以连续讨论，也是他努力的结果。他利用这部分资料研究经济问题的成果已经列述于前，他的另一篇文章《从<二年律令>看西汉前期的赐爵制度》[128]，是研究赐爵制度的最新收获。他指出《二年律令》有助于理解西汉初年赐爵制度的两个特点：一是还有“卿”这个爵名的残留，而且在二十等爵制的爵名之外；二是获爵者的权益表现在政治和经济的各个方面。

王子今的《张家山汉简所见“妻悍”“妻殴夫”等事论说》[129]一文，涉及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侧面——家庭关系，汉代妇女的法律地位也因此得以更为明朗。王子今、范培松的《张家山汉简〈秩律〉四“公主”说》[130]就释文正误有所讨论，整理者推测简文中姓氏不同的四位公主“疑为吕后之女”，本文根据汉代“皇子系母姓”的常例，推论四公主应该是汉高祖刘邦的“诸姬女”，或是汉惠帝的“后宫女”。借此讨论，使若干涉及汉初宗室制度的疑问得以澄清。王子今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所见盐政史料》[131]，就张家山汉简整理小组的释文提出了新的意见，其说有益于理解汉初经济地理的形势。他的《汉初查处官员非法收入的制度——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研读札记》[132]，指出张家山汉简中有关于惩治受贿和行贿行为的文字，官员获取非法收入的又一重要途径，是直接的贪污盗窃，张家山汉简也有关于惩治这种行为的律文。而《二年律令》中的《杂律》，又有涉及惩办官员以非法手段以钱财牟取高额利息的内容。《二年律令》中的《盗律》有关于“盗出财物于边关徼”以及“盗出黄金边关徼”的律文。所谓“智（知）而出及弗索”，其性质一如近世海关人员纵容走私，参与走私。而所谓“弗智索弗得”，则是渎职罪。杜绝官员牟取非法收入的行为，清除官员牟取非法收入致使政治腐败的影响，有多种形式。其中之一，就是在官员选任时尽量择取廉士。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有《置吏律》，其中第一条就体现了任吏取廉的原则。

朱绍侯《西汉初年军功爵制的等级划分——<二年律令>与军功爵制研究之一》[133]，分析了张家山汉简中关于军功爵制的简文，认为讨论爵制经常涉及的“民爵八级”的划分，实际上是西汉中期以后军功爵制轻滥的产物；简文表明西汉初年的军功爵分为四大等级，与刘劭《爵制》之说基本吻合。他的另一篇文章《吕后二年赐田宅制度试探——<二年律令>与军功爵制研究之二》[134]，指出《二年律令》有汉代赐田宅的具体数字，但并非西汉的通制，而是吕后当政时制定的具体政策。推行这一政策是为了培植大批军功地主，以达到稳定政局的目的。

张家山汉简《盖庐》问世之后，与《二年律令》、《奏谳书》相比较，研究成果极少。田旭东《张家山汉简<盖庐>中的兵阴阳家》[135]，首先就它的学术特色与流派归宿做了深入的剖析，眼光犀利，立论明确，使此后再论其事者难以超越。此外，曹锦炎《论张家山汉简<盖庐>》[136]、邵鸿《张家山汉墓古竹书<盖庐>与<伍子胥兵法>》[137]两篇论文，都发表了各自的研究心得。

此外，李学勤《试说张家山简<史律>》[138]、彭浩《读张家山汉简<行书律>》[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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