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军事与边疆开发

相比较而言，这一课题的成果历年来总是较少的。但本年度出现的多篇论文，不论是具体考证、还是宏观论说，都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白建钢《论西汉步、骑兵的兵种、编制和战术》一文，是作者多年前潜心研究的集中表述，在继承了陈连庆《汉代兵制述略》等前期成果的基础上，内涵相当丰富。他指出，西汉步、骑兵在兵种、编制和战术上取得了重要成就，体现了中国人在军事上的长处和特点。这一历史贡献的形成，主要原因在于三个方面：文化的发达提供了有利条件；综合了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的特点；利用了新兵器的优势。李斌《从尹湾<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看汉代兵种构成》[108]，则援引尹湾汉简的新出资料，对汉代兵种问题阐述了若干见解。

宋杰《战国秦汉的“陷陈” 》一文[109]，是考证精细、分析透彻的好文章。作者经过考证指出，“陷陈”一词在古代具有三种含义：泛指攻破敌阵，或指纵队突击的战术，或指敢死队。战国至汉代，军队里编有专门的“陷陈”部队，或称“先登”、“敢死”，将官为陷陈都尉、陷陈司马，规模为数百至数千人不等，其装备精良，通过简选、招募或强制征调而组成；由以车兵或车骑为主，演变为以骑兵或步兵为主，作战时部署在阵首或两翼，根据情况采取不同的冲阵战术。它的出现与战国以来铁兵器的流行、轻车锐骑的使用、军事思想和战争指挥艺术的进步有密切关系。

宋超《秦汉时期北河战略地位考察》指出：北河（黄河的北支，约当今乌加河）地区自古就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相互冲突交会的一个敏感地区。秦汉时期，汉匈民族曾围绕着北河地区展开激烈的争夺。从严格意义上讲，直到始皇三十三年（前２１４年）置九原郡，秦国才真正对北河地区实行了有效的控制。对于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中原农业民族早已形成了一种防范重于征服的心态。汉初，虽然缔结和亲，但匈奴并没有因此而停止侵扰。武帝即位之后，对匈奴政策发生巨大变化。王恢一反“过秦”时尚，坚决主张出击匈奴，极力推崇秦始皇时对匈奴的攻击。汉军发动河南战役，重夺河南地，并置朔方郡以御匈奴，再次将匈奴势力拒之于北河之外，从而保障了京畿地区的安宁，也为日后发动的河西与漠北之战奠定了基础。[110]

孙家洲、谢洪波《西汉安全战略进攻与防御的大讨论》[111]指出，汉匈之间的矛盾与战争，与西汉王朝的历史相伴始终，西汉的战略家和政论家们，对如何处理与匈奴的关系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主要观点可以区分为战略防御与战略进攻两派，双方观点曾多次出现激烈交锋。讨论的焦点屡有变化，既折射出汉、匈双方势力对比的升降变化，也左右着当政者的决策过程，甚至影响着社会意识的变革。其中所体现的国家责任感与政治智慧，值得认真总结和发掘。

黄朴民《两汉兵学的发展及其特色》[112]，以简洁精辟的论证指出：兵学文化在两汉时期有显著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对兵书的整理与校定；关于兵书的分类与学术总结；兵学表现形态的多样化；兵学研习的普遍化。其所体现的是大一统时代精神与文化特色，即兵学主题的转换，兵学旨趣从“取天下”向“安天下”、“治天下”的嬗变；学术兼容趋势的进一步增强，以儒、墨、道、法为代表的自然观念与政治伦理哲学渗透和规范兵学的理论构建与价值取向，使之日趋综合化和泛政治伦理化。

关于边疆开发研究，陈晓鸣《汉代北部、西南部边郡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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