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近20年清代两淮盐业研究述评 |
 |
时间：2009-7-24 13:50:59 来源：不详
|
|
|
注：实线框为盐务机构，虚线框为相应机构的长官；实线表示隶属关系，虚线表示盐务机构和相应长官的对应关系。 三、盐 法
“清之盐法，大率因明制而损益之。”《清史稿》卷一二三《食货三》盐法)这里分拆为四个方面进行综述。
第一，灶户生产资料的取得以及灶户管理问题。
海盐的生产有煎有晒，这是当时海盐生产的两种主要方式，淮北为晒，淮南为煎。从事盐业生产的居民称为灶户，土地是灶户的最基本生产资料，盘馓对于煎盐也是重要的生产资料。另外，荡草也不可或缺。王方中在《清代前期的盐法、盐商和盐业生产》 《清史论丛》第四辑，1982年12月)中说，灶地在明代就已经开始私有化，清代乾隆以后买卖限制明显放松，民间买卖更为普遍，像明朝官府那样分给草荡灰场的事逐渐消失。由于两淮场商倚恃强大的财力兼并了大量土地，一部分灶户利用自己的土地进行生产，一部分灶户的土地则向集中了大量土地的场商租入。灶地私有化后，灶户商品经济程度提高了，买卖荡草芦柴的现象到清代已经相当普遍。盘馓多由场商出资铸造，再卖与灶户。灶户自己出资铸造的比例较小。王方中还认为，灶户进行生产所需资金也是从商人处借贷而来的。文中还指出，在清代“惟灶丁为世业”，可见灶户仍是一种特殊的户籍。
张荣生《古代淮南盐区的盐务管理》 (《盐业史研究》2002年第1、2期)从生产设施管理的角度也说明了上述问题。文章指出，历代政府皆视草荡为煎盐生产之根本。清沿明制，淮南之草荡以耕种、外售为厉禁。各场荡地面积刊于志书，规定灶地只准灶户管业，不准豪右隐占。定例五年一次审核丁荡，查消长，清乘除，均肥瘠。乾隆六年(1741年)规定了灶户可赴邻场买草，但手续繁琐。乾隆十年(1745年)规定灶户允许在本总内交易荡地，但有严格的限制条件；灶户不准将荡地售于场商与民户，场商与民户亦不得购买荡地或转售于别的场商与民户。乾隆十九年(1754年)奏准，禁止各场荡草出境贩卖。清代盘馓的管理亦比前代严密，坚持定期清查，不准私增越额。其铸造则由镦商专司，非馓商所铸煎镦，灶户不得购置；盘馓如需添换，则要逐级审批。雍正六年(1728年)令各盐场遵照定数逐一清查盘镦，造册送户部备案。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运司委员赴场抽查各灶盘馓。如有私增或与册报不符，则予击毁，灶户、场官分别究治。其后清廷一再核对盘镦数目，以防私增。
把这些研究成果结合起来可以看出，清廷一再颁布政令限制或禁止盐业生产资料的转让和买卖，却未能止住，这正说明当局面对灶地私有化和灶户经济商品化时显得苍白无力。土地向场商的集中表明灶地的买卖已得到放松。灶户在政府和商人的双重控制下已变为两极分化的另一端，灶地得租，盘馓和荡草得买。灶地私有化带来灶户商品经济程度显著提高，这对清政府的盐业计划性管理是极大挑衅。清廷试图强制执行，但难以奏效，许多法令名存实亡，最终导致盐制变迁。
第二，产运销模式问题。
两淮盐的产运销模式可以概括为“纲盐制度” (后变革为“票盐制度”)、 “官督商销”和“引岸制度”。刘德仁、薛培《略论清政府对盐商的控制与利用》 《盐业史研究》1998年第2期)提到，清代实施的纲盐制度，乃由明代的“开中”法演变而来。所谓纲盐制度，就是由清政府每年根据食盐生产地区的产量和各地销售量之多少，确定发售引数，订为“纲册”，每年一纲，招商认引，额满而止。其最大特点在于封建政府承认盐商窝本世袭的权利，由商人结纲行运包销引盐，封建政府完全脱离食盐的生产、运输和销售环节，只是通过盐业管理机构直接向盐商收取课税。这种盐业专卖制度将纲运制和商课制正式结合起来，成为定法。肖国亮的《论清代的纲盐制度》 (《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和《清代盐业制度论》 (《盐业史研究》1989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