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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清代两淮盐业研究述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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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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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都指出了盐商从事盐业经营的巨大利润。研究显示，淮盐在产地的价格往往很低，淮南每斤大概在制钱二三文左右，而到了引地，则达四五十文到八九十文不等，毛利润率约2000％一4000％。这当中含窝价、包装费、运费、商伙工薪、正杂课银、官府勒索甚至报效捐输。毛利虽不全落商人之手，但仍很可观。以乾隆六年(1741年)为例，运到湖广的淮盐成本包括上述各项费用也只有二十四文左右，如果以每斤零售六十文计，净利润率也高达100％以上，盐商的利润空间可见一斑。
第四，盐商与经济。
两淮盐商的巨大利润空间对两淮地区区域经济的繁荣起到了史无前例的推动作用。何炳棣的<扬州盐商：十八世纪中国商业资本的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专门论述了扬州盐商雄厚的盐业资本的来源、结构和去向。 《盐商与扬州》用丰富的事例和数字介绍了扬州盐商之富，就连当朝皇帝都自叹不如。宋良曦则更加明确地指出了扬州盐商是地域经济的操纵者。他在《清代中国盐商的社会地位》里说，两淮盐商富可敌国，他们靠朝廷的宠惠和地方官府的庇护，成了中国社会最为显赫的阶层。他们不仅控制着关系国计、民生、军需的盐业经济命脉，而且对其所在的地区和城市经济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地域经济的操纵者。清代盐商集中的地区和城市，随之集中了中国封建经济中存量最大的资本。他们对盐业的经营和资本的运作，首先使盐业经济成为地域经济的主要成分之一，起到了支柱的作用。他们还是田土乡庄的占有者，兼并了大量的土地房产，对农村经济有一定的控制力。不仅如此，很多大盐商凭借巨额资本开设钱庄票号，操纵金融。薛宗正也说，扬州盐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财阀巨富，是官商一体的名绅显宦。这些研究侧重于历史的考证和已有资料的整合，进一步触及到这种关系的内在机理。
第五，盐商与文化。
富甲天下的盐商与当时扬州繁荣的文化也有密切的联系。朱宗宙的《明清时期扬州盐商与文人雅集》 (《盐业史研究》2001年第2期)论述了明清两朝扬州盐商和文人及其作品的相互关系。他的另一篇论文《盐商群体的地域结构与扬州文化的多元性》 (《清代扬州学术研究》，台北学生书局2001年4月出版)说明了扬州盐商复杂的地域结构带来了扬州文化的多元性。黄俶成《论两淮盐业经济对清代学术文化的影响》研究了发达的两淮盐业经济对清代学术文化繁荣的重要贡献和影响，主要表现在开辟文化市场、资助文教事业和直接参与学术文化的创造等方面．他的《十八世纪两淮盐业和扬州学人》 (《盐业史研究》2001年第1期)则重点研究了当时扬州学人的丰富研究成果进而说明其离不开盐业经济对文化繁荣的促进作用。如果说这两篇文章侧重研究经济对文化的单方面作用，那么从他的《从扬州画、学二派的形成看清代的士商互渗》(载《清代扬州学术研究》台北学生书局2001年4月出版)则可以反映出经济和文化的互动作用。这已经初步涉及到经济和文化相互作用的学术突破。他在《从扬州盐商文化看文化经济学理论的本土化建设途径》 (《扬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更加坚定了这种突破方向，在研究扬州盐商文化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文化经济学理论的设想，并提出中国文化经济学理论的初步框架。
第六，盐商的衰落。
嘉庆、道光年间，纲盐制的破坏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两淮盐务的紊乱严重影响政府财政和国家食盐专卖制度的威信，主要表现在引盐壅滞、私盐泛滥上。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清政府将纲盐制逐步改革为票盐制。朱宗宙《明清时期盐业政策的演变与扬州盐商的兴衰》讲述了纲改票后扬州盐商的衰落。票盐制的实施，使纲盐制体制下的两淮盐商失去了垄断盐利的特权，盐商手中掌握的根窝顿成一堆无用废纸。清政府为了追缴他们历年所欠数目巨大的旧额盐课，采用抄家没产的办法，使得许多大盐商纷纷破产， “群商大困”， “盐商顿变贫户”。过去的“高堂曲榭，第宅庄云”， “改票后小及十年，高台倾，曲池平，子孙流落有不忍言者。旧日繁华，剩有寒菜一畦，垂杨几树而已”。扬州大盐商遭到空前未有的沉重打击。 《盐商与扬州》把这种衰落归结为盐商大量挥霍性消费、官府搜刮、票盐制的冲击和社会动荡的打击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五、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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