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来说，其实早在明末，中国科技总体上出现了又一个高峰，此时出现了众多的优秀科学专著，难能可贵的是出现了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新气象，陈美东先生对明末科学认真进行了分析，认为其显现的一些特点“是近代实验科学萌芽的标志，是中国传统科技走向近代的希望。”^[[v]]另外，正如袁翰青先生对徐光启所做的评价：“多方面地融汇了我国古代科学的成就和当时外来的科学知识”^[[vi]]，该时期对西学东渐也呈现出开放性的特点。如果这一系列新气象能在清代发扬光大的话，中国科技也许不会落伍，最起码会缩短差距，这将更有利于中国自己实验农学产生所赖以为基础的整体科技知识的具备。

具体到农业科技来说，实验农学的重要特征是科学实验及定量分析。回溯到明末，中国的农业科技是比欧洲先进的，并且已经显现出注重科学实验及定量分析这两方面，此外，该时期对西方农业科技也表现出较为开放的态度。

在讲求实验方面，宋应星一反“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空疏学风，力求对事情经过实践或检验来辨别其是非真伪，在《天工开物·膏液·第十二》中记述了许多经由实验的榨油方法，并对其中难以定论的则不妄加评论，各种油料作物的榨油率都是宋氏本人试验所得的数据，这表明了他的重视实验的思想方法以及求实的精神，徐光启也是重视实践和实验的科学家，从他试种甘薯等多种作物便可明知，他还由实验制成一种据说“一斗可当大粪十石”（见《徐光启手迹》）的“粪丹”，已开始用实验方法探索高效混合农家肥了；至于定量分析，用数值来表示事物所处的状态及变化的程度，进而明确操作时宜掌握的分寸，则是近代实验科学的基本要求，在这方面，徐光启“纠正前人计算上的失误，指出古今度量衡的不同”是其一大理论精华，有人评述道：“在历代农书中，我们还没有看到第二个人像徐光启这样严格地注意数字表达的准确性”^[[vii]]，徐光启注意到了作定量分析的重要，他说：“盖凡物有形有质，莫不资于度数故也，此须接续讲求”^[[viii]]他还重视智能训练的几何学，这从他重视所翻译的《几何原本》可看出，他说“能精此书者，无一事不可精；好学此书者，无一事不可学”^[[ix]]，《天工开物》也注重数量表达，“《开物》的定量表达比之《农政全书》毫不逊色”，宋应星曾对水稻栽培知识力求以数值来表示其量化程度，《天工开物》的对稻田本田比、秧龄和早穗、再生秧技术、早晚稻需水量、供水和结实关系等是其他几大农书所不具备的^[[x]]，这些都涉及到数量表达；在对待西方农业科技方面，以徐光启为代表的开明士大夫不是对其简单排斥，而是通过翻译吸收（如徐光启把《泰西水法》收录在《农政全书》之中）力求达到“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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