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科技目的观是一致的。毕竟，历代朝廷尽力保存及发展农业科技成果是因为国家赋税之重心来自农民。有学者对这种经世致用的内涵作了剖析后认为，这种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绝对地以国家的实用为主，“这种务实精神的伦理特征，不仅体现在发展农业或与军事有关的科学上，而且还渗透于其他各门学科中。”[[i]]，说到底，历朝统治者把文化包括科技是作为政治的附庸的，这种经世致用具有突出的政治功利性的特点，统治者认为是不是致用非常关键，国家统治者有没有认识到某种科技对他的治国方略有重要意义，便会对这种科学的发展及其趋势有关键性影响。席泽宗先生分析了康熙科学政策的一系列失误，而这些失误使中国失去了有可能在科学上与欧洲近似于“同步起跑”的机会[[ii]]。其实，究其原因，清前期的统治者并未看到科技进步对国家的持久强盛的极端重要性。科技进步在统治者的施政目标中重要性不大，该时期统治者的施政目标，仍与其他封建皇帝一样，把增加人口、垦辟土地、扩大疆域、增加赋税、维持社会稳定作为主要立足点，问题是此时已与以前的封建王朝不同，西方的近代科技已开始发展，而其现实的、潜在的力量远非康熙大帝所能预想。康熙大帝如果意识到重视科技发展对中国的持久强盛的重要作用，他们为了维护皇族利益及维持其统治会重视科技的，事实也是，1840年后，统治者认识到了西洋科技的巨大威力，不得不学习他的“长技”，难以再鄙弃其为“夷技”了。
关于经世致用科技目的观的政治功利性的内在缺陷，早在康熙时期就有西人有所认识，巴多明在致德梅朗的信中写道：“尽管康熙皇帝让人重编了数表，又把那么些好的仪器都放在观象台内，并且他也知道这些望远镜与座钟对准确观象是多么重要，但却从没有命令他的数学家利用这些东西。当然这些人大反特反新发明，并且强调自己民族崇古的意识，但实际上他们只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iii]]他们是专制社会的统治者而非一般百姓，他们的观念通过制度实施的环节对社会和人民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统治者既然看不到科技对国家持久强盛的重要作用，他们通过文字狱、八股取士、组织整理古籍而束缚知识分子的创新便不足为奇了。这样，知识分子便更加轻视科技这类“雕虫小技”、轻视劳动，而只知埋头古书之中。
对农业科技来说，清前期，统治者在对科技功能认识上的偏差，严重阻碍了知识分子对农业科技的钻研，在1840年以后，一些受西学影响较深的先进知识分子，已看到西方近代农业胜过中国传统农业，纷纷提出学习西洋的农业技术。但统治者引进吸收哪些科技是能经世致用呢？这时对西方科技的引进、利用同样显示出符合统治者需要的政治功利性，对农业改良并未足够注意，梁启超指出“自从失香港、火烧圆明园之后，推求西之所以强，最佩服的是他的‘船坚利炮’”[[iv]]他对轻视农业表达了忧虑：“今之谈治国者，多言强而寡言富，即言国富者，亦多言商而寡言农，舍本而逐末，无怪乎日即于贫，日即于弱也。”[[v]]，张謇也指出了农业的重要：“凡有国家者，立国之本，不在兵也，不在商也，在于工与农，而农尤要”[[vi]]。统治者忽视农业改良而重视船坚利炮以及机器，这有当时不得不应对内外交困之局面的原因，但“洋务派”主观上“求强”、“求富”的政治功利性及短视性质，对引进西学的影响是巨大的，表现在农业方面，虽然已步入近代，太平天国运动又使得人口锐减、荒地广阔，但统治者仍不注重吸收西方实验农学的成果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而是把其职能主要定位在垦地变广和赋税增多上面，可以说仍在传统农业科技上运作，这就决定了该时期对西方实验农学的引进和利用不可能有大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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