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华夏中心主义” 这在1840年前的清代表现得更为突出。在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方面，席泽宗先生分析出康熙虽然努力学习西方科学，但“并不是发展科学，而是一种‘利用’，用来炫耀自己，批评别人”[[vii]]，确实，康熙只能算是一位科学爱好者。结合其晚年一怒之下令凡不遵守利马窦遗法的教徒一律出境，其后的雍正因党派之争而逐教，我们可以看出，引进西方科技在他们的施政目标中，重要性是微乎其微的，同时，他们所极为看重的是作为其统治基础的文化体系、政治体系。他们夜郎自大，对世界政治与经济的变化掩耳不闻、视而不见，以中央大国自居，当他发现他所需要的“夷技”与其“华夏中心主义”以及中国的文化、政治体系冲突时，做出如此驱逐的政策是当然的。即使是较爱好西洋科技的康熙大帝，他对西洋机器的功能是认可的，并且认为此类“夷技”无关治国大局，可以“节取其技能”，但同时“禁传其学术”，因为中华帝国在文化上、学术上还是优越的，他同时提倡西学中源，也反映了这一点。统治者对外来文化的“华夏中心主义”的观念也助长了一些保守士大夫的排斥外来文明的意识，不利于对外来科技的吸收和利用。
（三）“中体西用”如果说清前期的文化专制主义和“华夏中心论”阻断了明末清初的第一次“西学东渐”的话，那西洋人以坚船利炮敲开中国国门后，中国对西学的第二次移植，则是中华民族在面临生存危机的特殊境遇下的自我调整。总体上说，在这次移植过程中，可以说已认识到西洋科技是“长技”，并想通过“师夷长技”而达到“制夷”“图强”“求富”的目的，但这次运动是以“中体西用”作为其行动纲领的，如果“师夷长学”，以洋人为先生，是中国文化断难接受的，它实际上反映了皇族、官僚、士大夫等统治阶层把西学作为一种手段用来达到维护中国的“圣教礼治”的目的，达到努力维护他们等级特权及利益的目的。这种只注重西学物质层面的功利性质是这次运动的内在缺陷，其固然能促成一时一事的解决，却无法促成科学事业发展的持久推动力的形成，这就决定了中国科技发展所能达到的高度。虽然对物质层面的西方科技的引进是必须的，毕竟，文艺复兴后的技术不是以经验、而是以科学为基础，此近代意义上的科学技术是以突变形式、而不是以渐进形式向前发展的，只有在科学上有所创新，才会有技术上的重大突破，才会产生领先于别人的技术，若仅仅是模仿、改进别人的技术，是不可能超过别人的。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的破产的结局是与此缺陷有关的。当时的情况是，已认识到了西洋科技的威力，但主要只是注重物质层面的技术及机器[[viii]]，提倡“师夷长技”而已，没有对此类技术的基础——科学，予以注意，对于这内在缺陷，梁启超曾对那时有人奖励学制船、学制炮，却没有人奖励科学的状况予以批评[[ix]]，是有道理的。
洋务运动的内在缺陷对引进西方实验农学有重要影响。在“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下，最佩服的是他的“船坚利炮”以及机器设备，其他的便会放在次要地位了，他一方面表现在对农业改良的忽视，当时清政府虽也主张学习西方，但主要精力用于兴办“洋务”，即通过训练新军、兴办工业来“自强”和“求富”，其并未认识到学习西方实验农学的重要性，这就堵塞了农业改良的道路，正如孙中山所评价的，“我国家自欲引西法以来，唯农政一事，未闻仿效，派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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