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明季科技复兴与实学思想》,转引自席泽宗《论康熙科学政策的失误》,《自然科学史研究》2000年第1期。
[[vi]]袁翰青《袁翰青文集》,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87页。
[[vii]]游修龄编著《农史研究文集》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7月第一版,152页,《从大型农书体系的比较试论〈农政全书〉的特色和成就》,原载《中国农史》1983年第3期。
[[viii]]《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载王重明辑校:《徐光启集》卷七《治历疏稿》
[[ix]]《几何原本杂议》,载王重明辑校:《徐光启集》卷二《序跋》
[[x]]游修龄编著《农史研究文集》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7月第一版,《〈天工开物〉的农学体系的技术特色》, 原载《农业考古》1987年第1期。
[[xi]]《历书总目表》,载王重明辑校:《徐光启集》卷八《治历疏稿二》。
[[xii]]比如,中国的农产品的生产是以自给自足而不是商品交换为主要目的,若生产目标是商品化,则农户在获利动机的驱动下,会对新的农业科技有更大需求,此外,中国的地主经济实力较好,本更有能力采用新技术,但其靠出租土地即可获得稳定的收入,对农业改良的兴趣便不那么强烈了,而自耕农甚至为生计奔波,对改良农业有点力不从心。
[[xiii]]王思明《制度创新与农业发展》,载《古今农业》2004年第1期。
二、统治者的观念约束
(一)经世致用的科技目的观。这种经世致用具有突出的政治功利性的特点。说封建统治者完全不重视农业科技是不顾事实的,中国官方大型农书的出版,重农政策的推行,农业科技的推广,这些都离不开统治者的重视。就说在清朝,康熙皇帝推广“御稻”及双季稻,清朝皇帝写了许多劝农诗,也足见其对农业技术不是不关心的。统治者这样做,主要是对国计民生有用,与经世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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