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肄业学生，亦未闻有入农政学堂者，而所聘西儒，亦未见有一农学之师。”[[x]]。梁启超也在《西学书目表》中对这一点有所评述，他说“论者每谓重商贱农，非也。彼中农家近率改用新法，以化学粪田，以机器收获，每年所入视旧法最少亦可增一倍。中国若能务此，岂患贫耶？”并对洋务不以这些为重而感到可惜。另一方面，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表现在对西洋机器的重视，洋务派的重视欧洲机器，自然包括着对机械农具的一定程度的重视，早在50年代，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已注意到西方农器不用耒耜，但“灌水皆以机关，有如骤雨。”[[xi]]近代洋务派思想的奠基人冯桂芬也曾主张用“西人耕具”来种田，以提高耕作效率，此后，王韬也建议政府购买西洋仪器“以利耕播”，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后，出现了大量荒地，资产阶级一些经济学家已看到大机器生产在未来农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已有效法资本主义农业的思想，当时有记载说“至于垦辟之事，发逆初平，三吴当事，拟用西洋机器，事虽未行，然可想见其器必用。”[[xii]]这种注意学习西方农业科技表层上东西的特征与洋务派总体上的中体西用是一致的。
[[i]] 陈爱华：《试论我国传统科学精神的伦理特征与价值》，《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年第2期。
[[ii]]席泽宗《论康熙科学政策的失误》，《自然科学史研究》2000年第1期。
[[iii]] 转引自韩琦：《十七十八世纪欧洲人对中国科学停滞原因的分析》，载于韩琦著：《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第五章第二节，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iv]]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版33页。
[[v]]梁启超：《西书提要的农学总序》，《饮冰室文集》卷四，中华书局1936年版
[[vi]]张謇《请兴农会奏》，《戊戌变法》二，307页
[[vii]]席泽宗《论康熙科学政策的失误》，《自然科学史研究》2000年第1期。
[[viii]]也有人眼界较开阔，如冯桂芬主张设翻译公所，“择其有理者而译之”，已主张“师夷长学”。
[[ix]]葛懋春等编选《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386。
[[x]]孙中山：《上李鸿章之书》，《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6年。
[[xi]] 魏源：《海国图志》卷十。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