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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前传统农学向实验农学转化的观念约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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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0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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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i]]《开垦荒地说》，光绪十三年三月初三《申报》。 三、“士”的观念约束
（一）“重文轻理”观念 中国的“士”有一向看轻“艺成而下”的学问的传统，他们关心的是努力迎合科举制度来升官济世。需要指出的是，历史上士人并不是一贯轻视科技和实践的，在唐代和宋代，朝廷的学校还有一些自然科学的科目，比如天文、数学等，科举考试的内容还是比较广泛的，这些自然科学的学习是有利于农学的发展的，有学者认为从《氾胜之书》中“足以显示汉代农学家均为亲身耕作者，对农耕技术常能洞悉详情。”[[i]]，大概秦汉以后，“士”越来越远离农业实践了，清吴邦庆在《泽农要录》（1824）中也指出“古无不学之农”并且“古亦少不农之士”，但是后来的情况是“后世农勤耒耜，而士习章句，判若二途，故农习其业而不能笔之於书，士鄙其土而未由详究其理，即今世传有《齐民要术》、《农桑辑要》诸书，亦不过供学者之流览，於服田力穑者毫无裨补也。”梁启超也指出中国的“士”脱离实践、脱离实验的弊端，“秦汉以来，学术日趋无用，……役实南亩者，不识一字，……故学者不农，农者不学……重可概矣。”[[ii]]，有人指出“如果说中国历史上一向重文学轻科技，到清朝则更是变本加厉。”[[iii]]，清代的文化专制更趋加强，通过文字狱、八股取士、组织整理古籍而束缚知识分子的创新活动，这些也导致大多数儒家知识分子更加鄙弃劳作，知识分子在科技上不敢有创新。“明清进士共51090人，而进士出生的农学家仅14人。”“在重文轻理的指导思想下，整个封建社会的科学技术人才的总量已经很少，其中从事农学的自然少之又少。”[[iv]]，事实上，即使是农学著作，书中引经据典长编累牍，甚至书中不乏对统治者歌功颂德之词其中很少亲身实践的内容，这在《授时通考》中得到充分体现。
知识分子以升官济世为使命，忽视了农学的发展需要脑力劳动的探索才能加深认识其规律，忽视了劳动与实践的重要性，这使得传统农学自发地向实验农学转化几乎不可能，如果与西方知识分子在此转化中的所起的作用作个比较，会更清楚，西方知识分子在实验农学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十八世纪以来“无分职业者或业余者，许多工程师、土壤学者、测量员、以及植物学者均投入农业之研究，并群起发表最新之原理及发明，其后也引发各学者相互辩论各学理之优劣，故自十八世纪以来，有关农业之出版物（如书籍及小册）、专利之申请、以及杂志期刊等，已大批涌现。十七世纪时来华之欧洲人士，对中国农业之成就获有深刻之印象，并携回中国之农书，以图自其中学习农业经营之方法与技术，但欧洲农业于十八世纪在知识及技术发生革新之后，不久即超越东方农书所已提供之农业学术矣。”[[v]]。
（二）实用主义的目的观。中国的士除了“重文轻理”外，也有少部分人从事科技包括农业科技的研究，与西方知识分子有点区别的是，中国的“士”缺乏将探索自然奥秘作为神圣使命的精神，研究的终极目标是达到实用。确实，中国历代农学家，始终占主导和支配地位的科学目的观，毕竟是实用观念，就说著名的《农政全书》和《天工开物》，也是以切合实用为主要目标的，即便是在清末，知识分子所介绍的西方农学“是一种表象化的农业技术，或者说是一种被物化了的技术”[[vi]]，仍然是体现实用主义的主旨的。传统农学的实用主义特征自不用说，在中国整体科学研究方面，也是实用主义的，即使是抽象性较强的数学，16世纪以前的数学书籍大都是应用问题解法的集成。对天文的研究，目的也是主要预测未来皇朝的命运和政治的变迁。“士”的实用主义目的观的致命弱点是，由于缺乏对将探索自然奥秘作为神圣使命的精神，当他达到了实用的目的时，这种学问便停止进步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农学体系发展到清代，已是很完善了，若没有启蒙文化及近代科技的刺激和影响，确实难以再在原有的路径下有大的突破，无非还是精耕细作而已，农书仍是对数量略有增多的实用性经验的总结。实验农学是另一个情况，有人详细论述了“生物科学落后对农学的影响”，指出“生物学是农学的基础，没有生物学的领先，农业技术的创造改进只能停留在感性阶段。生物学的发展又依赖物理和化学。促进生物学发展很重要的仪器是光学显微镜。”[[vii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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