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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中之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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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2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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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皇后，大体都遵从祖宗家法；②凡皇帝君临天下，从英宗、神宗到哲
宗，一般都主张变法或所谓“变法”。传统的力量是无形的。或许与此有关，徽
宗越来越倾向新党。特别是在章惇及其同党相继贬官、向太后卷帘以后，这一倾
向逐渐明朗。徽宗即位之初，以新党中人曾布为主要依靠对象，并与其密议司马
光“岂得为无罪”③云云，即是其明证。正是由于徽宗与向太后当时都既主张“
调一两党”，但又各有所偏，这一帝后共政的格局才使建中之政暂时得以维持。
徽宗如果无此倾向，建中之政势必更多地偏向旧党，甚至即无所谓建中之政。
二、象征：龟鹤宰相
应当指出，建中之议并非始于徽宗初年。早在元丰年间，神宗“欲新旧人两
用之”，④因新党反对，旧党又不合作而作罢。元祐五年（1090），旧党执政，
大局已定，某些宰执大臣 “欲稍引用（新党），以平夙怨，谓之‘调停’”，⑤
但议而未行。建中之议在徽宗即位后，终于变为现实。史称：“徽宗欲息朋党，
以大公示天下，改元建中靖国。”⑥其实，建中之政并非始于元符三年十一月下
诏改元建中靖国，应以重用韩忠彦为标志。元符三年二月，韩忠彦任门下侍郎；
四月，迁右仆射；十月，拜左仆射。而曾布早在绍圣四年（1097）闰二月，已知
枢密院事；元符三年十月，升任右仆射。韩忠彦为首相、曾布为次相，“曾短瘦
而韩伟岸，每并立廷下，时谓‘龟鹤宰相’”。⑦
如果说帝后共政是建中之政的成因，那么“龟鹤宰相”则是建中之政的象征。韩
忠彦是北宋中期元老重臣韩琦的长子，与其经历有关，他虽是旧党中人，但并不
偏激。韩忠彦在元丰年间任给事中，元祐年间知枢密院事，绍圣年间因反对用兵
西夏被贬官，所受处分不重，出知大名府（治今河北大名东）而已。他虽然受到
徽宗与向太后的重用，但与向太后关系更密切。蔡卞说：“韩忠彦乃帘中所信”
，“忠彦开陈，必听纳。”①向太后定要废刘皇后，复孟皇后。徽宗不赞成：“
复孟氏则可”，“复一废一则上累永泰（即哲宗），岂小哉？”②向太后极固执
，徽宗很苦恼。他终于找到了开锁的钥匙，让韩忠彦去说，一说便通。
而曾布则是王安石选拔的青年官员之一，他虽是新党中人，但不很标准。曾
布在熙宁年间任翰林学士兼三司使，因追究市易违法案而被贬；③哲宗即位刚复
职，又因反对司马光废除免役法而再度被贬；绍圣年间得到重用，由翰林学士而
同知、知枢密院事，与宰相章惇起初尚能合作，后来矛盾较深。他“荐引名士彭
汝砺、陈瓘、张庭坚等，乞正所夺司马光、吕公著赠谥，勿毁墓仆碑。”④哲宗
去世，曾布支持向太后立徽宗为帝。向太后对曾布虽无成见，但曾布与徽宗的关
系更亲近。曾布不时叫苦：“外则与执政力敌，内则裁抑近习，谗毁中伤，不易
当也。”徽宗慰勉有加。曾布怀疑向太后对他有恶感，向徽宗倾诉：“昨日喋喋
，深忤皇太后圣意，必甚怒。”徽宗宽慰道：“也无。”曾布时年六十有五，自
称“衰残疾病”，多次请求告老。徽宗一再挽留：“卿极强健，何可言去？”“
卿预定策，兼朝廷倚赖，何可去！”⑤韩、曾并相的格局，既有利于保持新、旧
两党的大体平衡，又是所谓“大公至正之道”的具体体现。
徽宗初年施行建中之政，韩、曾二相以谁为主？史籍大多如是说：韩“忠彦
柔懦，天下事多决于（曾）布。”⑥韩忠彦的个性或许确实“柔顺，易屈服”，
①但说他于“天下事”无所建明则未必。建中之政的定调者虽是向太后，但其倡
议者则是韩忠彦。元符三年二月，韩忠彦刚奉召还朝，便“见上《陈四事》，以
裨新政。一曰广仁恩，二曰开言路，三曰去疑似，四曰息用兵。”“上皆嘉纳之
。” 韩忠彦的《陈四事》实可视为徽宗“新政”的施政纲领。此文虽为赵汝愚编
《宋朝诸臣奏议》、黄淮等编《历代名臣奏议》所未收，但较完整地保留在毕仲
游《西台集》所收韩忠彦《行状》中。韩忠彦在《陈四事·去疑似》中，认为：
“法无旧、新，便民则为利；人无彼此，当材则可用。”谴责绍述之政：“自绍
圣以来，六七臣者，凡元祐之事，不问其所从来，一皆以为非是而不行。凡元祐
除用之人，大则投窜，小者退斥，枉损人材，无补于事。”替元祐之政辩护：“
元祐者，先帝在位，宣仁（即英宗高皇后）权同听断之年也。何负于天下，而逆
施如此。”请求：“陛下用人之际，无分熙丰、元祐，惟是之从，惟材之用。”
②曾布在与蔡卞辩论时所说，与韩忠彦之意大体相同。蔡卞声称：“天下大计已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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