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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中之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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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2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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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单，上名单者多达563名。由此也可证实，当年臣民议政，确
实蔚然成风。既然求直言，就难以定于一尊，无法舆论一律。臣民的上书既有“
诋绍圣并及熙丰之政”者，如奉议郎范柔中；也有“乞复熙宁、绍圣故事”者，
如奉议郎②钟世美。他指责元祐：“若谓元祐改更而当，则何以致官府废坠，财
用匮乏，京师累月冰雪，河朔连年灾荒”，③未必无道理；称颂绍圣：“哲宗振
起斯文，六七年间，天下大治，复见熙丰之盛”，未必是事实。然而所有这些，
均属应受尊重的“直言”，不应区别所谓“邪正”。在传统时代，这种言论多元
的局面并不常见。
二、言官弹劾大臣。当时，台谏官既不沉默寡言，也不虚应故事，议论朝政
的积极性很高。如左正言任伯雨“居言职，仅半载，所上一百八疏，皆系天下治
乱安危、宗庙宫禁，细故不论。”④他们的奏议以弹劾章惇及其同党者居多。史
称：“蔡卞罢，陈瓘之言也。”⑤其实，参与弹劾蔡卞者，还有殿中侍御史龚夬
以及任伯雨等人，因陈瓘上奏而贬官者还有安惇等人。元符三年九月，章惇失势
后又被罢相，则是出自侍御史陈次升等人的弹劾。台谏官为平反冤案并处罚冤案
制造者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无非是帝王的耳目与工具的体现，很难说是“独立
言事”, 并有出自“圣意”的可能。如徽宗早已拟定罢黜蔡卞，曾布说：“进退
大臣自有体。新除言事官必不久来，来必有言。若有所陈，但降出文字，则自不
能安位。”章惇及其同党，可谓众矢之的。弹劾章惇等人，正中徽宗下怀。徽宗
这时对蔡京，至少无恶感。右司谏孙谔极论：蔡“京未去”，“赏罚未明”。徽
宗斥责孙谔：“乱道！”孙谔“奋然，便欲拂衣，为众所止”，⑥矛盾才未激化
。蔡京稍后终于被贬，徽宗总算俯从公议。 三、台谏谏诤帝后。在传统时代，台谏官固然被定位为帝王的耳目，但其功
能毕竟还有为帝王拾遗补阙，乃至极言直谏。徽宗敢于求直言，在很大程度上是
由于刚即位，自以为无大错，并力图将台谏作为打击章惇等人的工具。章惇及其
同党，实可称之为建中之政的平衡点。然而这时的台谏官多属皇上不甚驯服的工
具，他们不时上奏劝诫乃至指责帝、后。如徽宗在做端王时，“颇好驯养禽兽以
供玩。及即位，犹如貂珰奉承，罗致稍广。”①左司谏江公望上奏：“从禽止少
年诸王务也”，“以天子为诸王少年之务，何自轻乃尔，非万乘取重于天下之道
也。”并告诫道：“志荒则政怠矣。”②徽宗大悦，“悉命纵之”。③又如“禁
办织锦缘宫帘，为地衣”，御史中丞丰稷上疏：“仁宗衾褥用黄 ，服御用缣缯
，宜守家法。”徽宗“诏罢之”。④这些虽属树立形象的权宜之举，但赢得了开
怀纳谏的美名。徽宗以幸龙德宫为名，将外出观芝草，右正言陈瓘劝诫：如此，
则“天下之人将不远万里而献芝草者矣”。奏疏虽然“不报”，⑤徽宗尚未动怒
。向太后卷帘后，陈瓘上疏质问：“向宗良兄弟交通宾客，漏泄机密，陛下知乎
？皇太后知乎？”“物议籍籍，或者以谓万机之事，黜陟差除，皇太后至今与也
。”⑥向太后因此被激怒。虽然按照北宋的制度，台谏官可风闻言事，徽宗仍以
“言事不根”为由，将陈瓘贬官，但“密遣使赐以黄金百两”，⑦以示出于无奈
。而向太后数日后，即“悔寤，遣中使宣谕，以非本旨，方且开解主上召还矣。
”⑧并赐度牒十道。她知错能改，也属不易。徽宗初郊，丰稷等人“皆以为郊费
大，不应于故事外妄费”，宦官则“请以黄金为大裘匣”。徽宗询问宰执，尚书
右丞陆佃说：“大裘尚质，诚不当加饰。”徽宗“变色” ⑨，并说：“既如是，
不作匣可也。丰稷煎炒，不可过矣。”陆佃感叹：“使此等人在经筵，人主岂复
有过邪！”①可见，在台谏官的监督下，徽宗这时尚不敢大发淫威，滥用皇权。
台谏官敢于“煎炒”皇上，比弹劾章惇及其同党，更可观。
然而建中之政期间虽开言路，但不可以“广”相称，言论开放的程度极有限
。传统时代言路的种种弊端，当时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以下三点，即是其证。
一、宰执笼络台谏。按照北宋的制度，台谏应由皇帝“亲擢”。然而事实往往是
，宰执力图任用私人为台谏。当时的状况究竟如何，侍御史陈次升深表怀疑：除
授台谏“出于陛下之意耶？复出宰执之意耶？”“若出宰执进拟，则权归大臣，
朝廷阙失，谁复拟议？”②徽宗依据知开封府吴居厚等人的反映，对曾布直言：
“新除言事官，皆卿等党人。”③吴居厚之说不免言过其实。但以曾布为例，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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