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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中之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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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2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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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深得民意。据记载，任用韩忠彦等8人的诏令刚下，
“市人雕印出卖，谓之‘快活差除’。”⑤自熙丰以来，政局变幻莫测，新、旧
两党交恶，国无宁日，斗来斗去，谁也难逃挨整的恶运。人们对于党争，普遍感
到厌倦, 而这正是建中之政的社会基础之所在。从某种意义上，建中之政可称之
为徽宗的“形象工程”。他这时较谨慎，较节俭，较畏怕“人言”，较俯从公议
，较关心民瘼，势必一时在人们的脑海中留下较为良好的印象。张溥所说，徽宗
继位，“一年之内，获睹清明”，评价颇公允。不过也应正视，徽宗后来的某些
弊政，诸如喜祥瑞、好微行、爱珍禽异兽、奇花异石乃至钳制社会舆论、实行文
化专制之类，这时已初见端倪。丰稷上疏指责：“陛下即位未久，施德日浅，建
宫以宁神，营寺以崇孝，复置御前生活所，以供内庭之用。”并认为徽宗有“好
修造，尚华侈，轻费用，不惜民力”①之嫌。或许应当如是说：徽宗初政确有可
观之处，但并不粲然。王夫之的评价似乎偏高。
建中之政的宗旨虽是：“政无新旧，唯义理是守；人无彼此，惟贤材当用。
”②然而当时人们的议论以誉元祐而非熙丰为主，贬黜者多是新党中人，升迁者
多是旧党中人。“是时，议者往往指元祐旧臣在廷者太多。”③此后，自徽宗退
位，直至近代，社会舆论的主流同样是誉元祐而非熙丰，建中之政长期受到高度
评价，不足为怪。绍兴八年（1138），翰林学士胡交修在奏疏中说：“韩忠彦建
中靖国初为相，贤誉翕然，时号‘小元祐’。”④宋理宗时，名儒魏了翁评论道
：“徽宗皇帝之初，登用群贤，如任伯雨、陈瓘、龚夬、邹浩、江公望等，凡十
三人，列之要路。……元凶钜恶如章惇、蔡卞诸人悉疏其恶而窜徒之，天下以为
‘小仁宗’。此徽宗初志也。”⑤两种称誉相比较，“小元祐”比“小仁宗”，
更能反映建中之政在一定程度上偏向旧党的事实。其实，“仁宗” 、“元祐”均
非“盛世”、“治世”。
南宋史家吕中岂止偏爱而已，实属旧党的传人。与上述看法不同，他对建中
之政持否定态度。吕中说：“建中靖国有持中道之说，岂知君子之于小人，固不
当为嫉忿，然决无交和之理。”并抨击建中之政“并包兼容，不分善恶”，不是
“化小人而为君子”，而是“用君子以参小人”。其所谓君子、小人，无非是旧
党、新党的代称。在他看来，“建中末年一变为崇宁”，原因在于“二者并用，
终于君子尽去，小人独留。”吕中的旧党偏见太深，其评论有欠公允。但他提出
的问题：建中之政何以演变为崇宁之政？新、旧两党大体平衡的格局何以被打破
？确实值得思索。其实，当年旧党人士竭力反对“君子、小人杂然并进”，①正
是促成两党平衡格局打破的虽然次要，但也不容忽视的因素。抿曾布记述：“上
践祚之初，深知前日之弊，故收元祐窜斥之人。元祐之人持偏如故，凡议论于上
前，无非誉元祐而非熙丰。故上意愤郁，日厌元祐之党。”②关于建中之政，吕
中还有两段议论，虽具启发性，但不可尽信。
其一是：“人皆以建中靖国为更化之始时，而不知绍述之诏已下于元符之末
。而禁中之意，曾布、蔡京已知之。”③的确，建中之政并不始于元符三年十一
月下诏改元建中靖国，崇宁之政也不始于建中靖国三年十一月下诏改元崇宁，此
前已在酝酿之中，并在一定程度上推行。据曾布记述：“自丰稷而下召还以来，
无不誉元祐而毁熙丰，故上追省愤疾，日甚一日。”徽宗曾对曾布说：“诋毁神
考，第一是丰稷，第二是张舜民。”并多次表示：“忠彦尚能主张韩琦，朕岂不
能主张神宗！”而“韩忠彦、李清臣等犹欲回天，众莫不笑之。”④蔡京在元符
三年，任翰林学士时，“因草制，得进见，数为上言继述事。上尝摇手示京曰：
‘朕尽解此。独母后之意未听，卿姑待焉。’”⑤早在向太后垂帘时，尚书右丞
范纯礼即指出：“上有涵蓄，恐彻帘后，必有所为。”又说：“且看祔庙后，举
措如何，便可见矣。”⑥“祔庙”即将死者附祭于祖庙，此处是指哲宗丧事告一
段落。可见，从建中到崇宁，确实“涵蓄”已久，渊源有自。但吕中所说“绍述
之诏已下于元符之末”，则不可信。当时,向太后一息尚存，徽宗岂敢公然如此降
诏？当年十一月，徽宗又下改元建中靖国诏。前后两月所降两诏，岂不相互牴牾
？吕中此说，分明出自对元符三年十月《诫谕中外诏》的误读。此诏完整保存于
《宋大诏令集》中，因诏令中有“继志述事”四字，吕中便望文生义。诏令强调
“无偏无党，正直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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