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的徽州盐商，不但在浙盐经营中始终占重要位置，而且与当时另一大商业劲旅（西北商）一起，始终构成全国第一大盐种--淮盐的经营主体，并形成中国封建晚期最具实力的商业资本集团--淮商集团。因据盐法，只有持引人才能经营盐货，故有人认为，明清时的盐商是垄断性商人，盐引就是其垄断的凭证。后在明万历四十五年时，两淮盐业发生一次"纲运化"变革。即凡被纳入名册的商人，可将其持有的盐引"永永百年"地据为窝本。故又有人认为，这是盐商垄断的深化。即由原来的一次性垄断，演变为世袭化垄断。再到清道光十二年时，陶澍在淮北改纲为票，一时间北盐销量超过原有的定额。故有人说，这是一次打破盐商垄断的变革。徽州盐商也因上述而自然是垄断性商人。但明清时朝廷从未把对盐资源及其商品的垄断权，放弃给商人（或与商人分享）。徽州盐商无论在浙盐或淮盐经营中占据多么重要的位置，他们都未获得经营的垄断权（含与朝廷分享垄断的权利）。下面，本文就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讨论①，以证实徽州盐商与当时的众多盐商一样，都不是垄断性商人。故所谓的"徽州盐商垄断"说不能成立。

一、开中盐法的实施和嬗变，均未赋予商人以垄断的权利

众所周知，盐课一向是封建朝廷的重要经济支柱。如明万历时，盐课约占国家财赋收入的一半，两淮盐课又约占全国盐课的一半②。故历代封建朝廷都对盐资源及其商品实行垄断。又因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一个基本矛盾，是统治集团对社会经济摄取量的增长速度，要大于社会经济增长速度，故封建朝廷既不可能放弃对盐资源及其商品的垄断，也不会与他人分享这种垄断。这就是所谓的"煮海之利，历代皆官领之"③。只是在不同的时期，朝廷的垄断方式可能有所不同。

明洪武三年始行的开中盐法，是明清两代盐制的基础。其大体含义是："召商输粮而与之盐"。商人为获得一引盐而须上纳的粮食数量，被称之为"则例"。实施时，"编置勘合及底簿，发各布政司及都司、卫所。商纳粮毕，书所纳粮及应支盐数，赍赴各转运提举司照数支盐。"并严格规定："鬻盐有定所，刊诸铜版。犯私盐者罪至死；伪造引者如之。盐与引离，即以私盐论。"③由这些文字能看出，盐引是在商人纳粮之后才给的（其具体程序从略）。故盐引的本质，就是作为商人向朝廷缴费纳课的凭证。所谓"持引行盐"，实际就是"先纳课，后行盐"（该原则在明清数百年间始终未变）。"鬻盐有定所"，则只是为了便于管理。明清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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