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的引岸制度，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确保朝廷对盐业利益的获取。"盐与引离，即以私盐论"，
则更表明朝廷为了确保盐利，宁肯错杀一百，也绝不许贩私者漏网。
封建朝廷对盐资源及其商品实行垄断的最基本思路，是"国家专卖"制。但该制度下的所有资金投入（从盐货生产开始，到销售收入的回笼，可被视作一个经营循环），均是由朝廷自负。故对朝廷而言，该制度的两大弊病是，资金周转速度缓慢和经营风险过大。尤其在运输条件困难和贪官污吏横行的时候，"国家专卖"制的弊病就更为突显。早在宋代，就因
"三京、二十八州军，官自辇盐，百姓困于转输"，"得利微而为害博"，便有人提出通商的五大好处①。明清时的盐政变革，就是给民间商人一定的经济利益，以调动其资本和劳力的积极性，使朝廷从盐业经营的烦琐事务及风险中解脱出来，完成一个由专制性经营，到专制性收税的嬗变过程。其中，明代的特点是变，清代则是巩固和深化。现把明代的嬗变过程扼要叙述如下：

1.明初，灶户是国家盐货的生产者。其全部产品（含正额盐和余盐）均须上缴官仓，但余盐可获得高于正额盐一倍的工本费。商人则是在纳粮后到官仓支盐。他们不得与灶户发生经营关系。即"丙午岁定，岁办（正额）盐每引四百斤，官给灶户工本米一石"②。"余盐者，灶户正课外所余之盐也。洪武初制，商支盐有定场，毋许越场买补；勤灶有余盐送场司，二百斤为一引，给米一石"③。故这时朝廷是全部盐货的拥有者和经营者。

2.后工本米改为工本钞，并随着钞值的不断下降，灶户的实际收益也不断下降。他们只能通过加大余盐产量的方式以维持收益。但朝廷因自身经济状况的不断恶化，已无力包收灶户日益增加的余盐（即无力向灶户支付日益增加的余盐工本费）。到正统六年时，"令淮浙劝借支盐客商米麦，振给贫难灶丁"。弘治二年，"许两淮守支客商买灶户余盐补官引"②。前已指出，商人的盐引是在向朝廷纳粮后获得的。但到弘治初年时，他们获得盐引，可不到官仓去支盐，而可凭引向灶户购买余盐。这意味着，凡"买灶户余盐补官引"的商人，他们将付出两份代价，才得到一份盐。其中的一份，已演变为纯粹的盐课（即商人向朝廷交纳粮食，仅得到一份盐引）。当然，"许"的潜台词，包含有"自愿"的意思。这时的正额盐仍全部上缴官仓。商人获得盐引后，仍可到官仓去支盐，但他们必须守支。正是这"守支"问题，迫使商人愿以两份的代价，去获得一份盐。而且也正是这"守支"问题，导致明代两淮盐政发生一系列的嬗变。对此，本文稍后还有叙述。

      3.到万历年间，嬗变已基本完成。即这时两淮商人所付出的正额引价和余盐课银，都是以盐课的形式上缴给朝廷。且他们不能再到官仓去支盐，而是必须向灶户购买。如约万历四十年时，淮盐正引价为每引银0.65两，余盐课银每引0.7两，火盐价每引银0.375两（五桶为一引，一桶150斤，已包括正额盐和余盐；桶价则为银0.075两）④。这时朝廷已由专制性经营，演变为专制性收税。官仓的职能也随之消失。即史料称："明行边中海支之法，濒海各场并办仓盐。商人纳粟于边，持引赴场支盐；官即以仓盐给之。自万历以后，仓盐折征，此制遂废。"⑤

以上表明，朝廷通过盐法的嬗变，并未放弃或削弱对盐资源及其商品的垄断。余盐开禁后，商人虽只在运司纳银即可，但余盐必须附于正引一起运销。这样，盐引的本质作用未变，倒是其支盐的功能消失了。

前已提及，"持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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